在先秦诸子中，关干社会分工、交换和商品价值的论述，孟子是最为精彩的。他批判了许行否定社会分工、交换的观点，提出：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有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从人的社会性出发，肯定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必要性，而且认为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分工与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一样，都是一种“通工易事”的关系。这样，孟子就从生产分工的必然性推论出阶级分工的必然性。

　　人们公认孟子将先秦的民本思想发展到了高峰。但人们所认为“高峰”的那些民本思想，如果严格分析，其实并不是民本思想，而是地地道道的朴素民主思想。

　　平等精神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必然前提，因而是民主思想的应有之义。孟子“道性善”，认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这种天赋道德论在认识论上虽然有欠妥之处，但在政治观上却颇富于进步意义。因为承认人在生性上是一样的，而且都是善的，这种天赋平等观为老百姓争取平等权利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孟子看来，“舜，人也；我，亦人也”，“尧、舜与人同耳”（《孟子·离娄下》），在人格上普通百姓与圣王是平等的。在政治上君臣也自应平等、对等。“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同上）士可以德藐诸侯，这实际是以土与诸侯的政治道德平等作为前提的。

　　对于国家的治理，孟子认为不但君主有责百姓也有责。舜、傅说、胶鬲、管夷吾、孙叔敖、百里奚这些人，有的是农，有的是工，有的是商，有的是游民，有的是奴隶，但孟子认为“天”都可以“降大任于是人”（《孟子·告子下》），不仅可以为贤相，而且还可以为圣君。这实际是承认了民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权。

　　基于政治平权、人格平等的观念，孟子在君臣关系上作了许多精彩的论述：

　　君之视里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

　　孟子认为，君和臣民是一种对等关系，君对臣民怎么样，臣民就可以对君怎么样。这种以“腹心”对“手足”、以“国人”对“犬马”，以“寇仇”对“土芥”的关系，完全是一种政治平等的关系。将这种论点再归入到以君本位为前提的民本思想中去，是很不适合的。据说朱元璋读到此章时勃然大怒，认为是“非臣子所宣言”，以致将孟子赶出了孔庙。[注]这就有力地证明了孟子此说属于民主思想而非民本思想。

　　孟子和齐宣王曾就君权问题进行过一系列讨论。齐宣王向他请教关于公卿的问题，他认为“贵威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而“异性之卿”“君有过则，反复之而不听，则去”。直说得齐宣王“勃然变乎色”（《孟子·万章下》）。这是说，臣民不但可以背弃君主，而且还有权废置君主。这种理论，可以说是对君主专制的直接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