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中藻，江西新建人，为乾隆元年进士，曾以内阁学士提督陕西、广西学政，后调取回京，罢官还乡。中藻喜诗文，著有《坚磨生诗抄》。乾隆十七年前后，《诗抄》为他人密报，送呈内廷。高宗以其中多悖逆讪谤语，遂指派专人秘密调查。历时数年，罪名罗织渐成，二十年三月，清廷下令逮捕胡中藻，押京质讯。同时，将胡氏诗集四本交王大臣逐条严讯奏闻。据清高宗称：“我朝抚有方夏，于今百有馀年，列祖列宗，深仁厚泽，渐洽区宇，薄海内外，共享升平。凡为臣子，自乃祖乃父以来，食毛践土，宜其胥识尊亲大义。乃尚有出身科目，名列清华，而鬼蜮为心，于语言吟咏之间，肆其悖逆，诋讪怨望，如胡中藻者，实非人类中所应有。”至于胡氏罪名“鸱张狺吠”，高宗所指主要是：“其集内所云‘一世无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又曰‘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至其所出试题内，‘考经义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卦》六爻，皆取象于龙，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所言，岂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在历数胡氏罪名之后，清高宗指出：“胡中藻之诗，措词用意，实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谤乃朕躬犹可，谤及本朝，则叛逆耳。朕见其诗，已经数年，意谓必有明于大义之人，待其参奏，而在廷诸臣及言官中，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矣。”[5]

 

同年四月，高宗滥施淫威，下令将胡中藻处斩。牵连所及，已故大学士鄂尔泰被撤出贤良祠，不准入祀。其侄鄂昌，则以与胡中藻曾有唱和被赐死。户部侍郎裘曰修，亦因之一度革职。

 

二、寓禁于征的求书本意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清高宗的颁诏求书，之所以雷厉风行，不可敷衍，如果结合此时文字冤狱趋于加剧的背景来考察，“稽古右文”云云，无非冠冕堂皇之语。隐藏在其后的寓禁于征之本意，则无论如何是掩盖不住的。

 

就在胡中藻诗狱的罗织过程中，清廷下令查抄胡氏住宅，高宗对胡氏藏有明末野史已引起警觉。他曾就此颁谕军机大臣：“胡中藻家中书籍内，有《豫变纪略》二本、《复斋录》六本，查系何等书，有无关系，一并送来。”[6]无独有偶，两年之后，清廷查处河南告讦案，不惟生员段昌绪收藏吴三桂檄文事败露，而且原任江苏布政使彭家屏还招供藏有《豫变纪略》等明末野史。结果，段、彭二氏皆因之而被处死。清高宗就此再颁诏谕，声称：“在定鼎之初，野史所记，好事之徒荒诞不经之谈，无足深怪。乃迄今食毛践土，百有馀年，海内搢绅之家，自其祖父，世受国恩，何忍传写收藏！此实天地鬼神所不容，未有不终于败露者，如段昌绪、彭家屏之败露，岂由搜求而得者乎！此后，臣民中若仍不知悛改消灭，天道自必不容，令其败露，亦惟随时治以应得之罪耳。”[7]从此，散在民间的明末野史及相关诗文，遂成为清廷所注意的重要隐患。

 

自乾隆二十四年三月起，迄于三十二年五月，张照诗文案、阎大镛《俣俣集》案、沈德潜《国朝诗别裁》案、蔡显《闲闲录》案等文字狱接踵发生。乾隆三十二年六月，在处死蔡显之后，清高宗颁谕军机大臣：“蔡显身系举人，辄敢造作书词，恣行怨诽，情罪重大，实为天理国法所难容。但阅原书内签出各条，多属侘傺无聊，失志怨愤之语，朕方以该犯尚无诋毁朝政字句，其情与叛逆犹去一间，或可原情酌减，及细检未签各处，如称戴明世以《南山集》弃市，钱名世以年案得罪，……则系有心隐跃其词，甘与恶逆之人为伍，实为该犯罪案所系。”[8]

 

之后，齐周华诗文案、李绂诗文案迭起。至乾隆三十四年六月，清廷明令禁毁钱谦益遗著《初学集》、《有学集》，终于揭开了禁毁图书逆流的序幕。据清高宗称： “《初学集》、《有学集》荒诞背谬，其中诋谤本朝之处，不一而足。……钱谦益业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书籍，悖理犯义，岂可听其流传，必当早为销毁。”于是高宗大动干戈，命令各地督抚：“将《初学》、《有学》二集，于所属书肆及藏书之家，谕令缴出，汇齐送京。至于村塾乡愚，僻处山陬荒谷者，并著广为出示，明切晓谕，定限二年之内，俾令尽行缴出，毋使稍有存留。钱谦益籍隶江南，其书板必当尚存，且别省或有翻刻印售者。俱著该督抚等，即将全板尽数查出，一并送京，勿令留遗片简。”[9]

 

在其后的两年限期中，清廷严饬江苏、广东地方当局查禁钱谦益著述，下令撤毁钱谦益为他人经史著述所撰“悖谬”序文，派员审查钦天监藏书，销毁占验书十八种，甚至议复朝鲜国王，将陈建《皇明通纪》、朱璘《明纪辑略》在该国禁毁。正是以查禁图书为背景，乾隆三十七年正月，清高宗颁发了求书上谕。由于各地督抚对高宗“寓禁于征”的求书本意深有揣度，因而为不致招惹是非，遂对求书上谕迟迟未作反应。同年十月，虽经高宗严词斥责，各地反应依然如故。《四库全书》开馆以后，乾隆三十九年八月，清高宗最终撕下伪装，将禁书真意和盘托出。他气急败坏地质问内外大臣：“乃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馀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10]至此，清高宗“寓禁于征”的求书本意，遂告昭然于天下。

 

三、《四库全书》的历史评价

 

《四库全书》的编纂，既是一代学术史上的重大举措，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桩影响久远的大事。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不仅可以深入认识乾隆间学术发展的历史本质，而且也有助于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的优秀遗产。

 

《四库全书》的历史价值，集中地表现为对我国历代典籍的成功整理和总结。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通过数千年的文化积累，流传下来浩如烟海的典籍。自《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以降，对现存典籍进行清理和编目，成为历代相沿的一个好传统。唐宋间，又将其发展为大型类书的汇编。这样一来，即使是迭经水火，天灾人祸，若干有价值的文献，亦可藉而幸存。明初，《永乐大典》辑成，宋元秘籍，多录其中，类书编纂，可谓登峰造极。然而，唐宋以来诸类书，虽于保存典籍功不可没，但为体例所限，每每内容割裂，首尾不具，难存古籍旧观。于是完整地将历代典籍加以整理和总结，汇编为一部大型丛书，日渐成为发展古代学术文化应予解决的课题。入清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终于在乾隆间把这个课题的解决提上了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