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区分类聚，部次群籍，把历代文献井然汇聚于一堂。尤其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将著录、存目诸书撮举大要，评论得失，兼及作者生平爵里介绍。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既是我国古代目录学集大臣的著述，也为清中叶以后对传统学术的全面总结和整理，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四库全书》于佛、道两家典籍，意存轩轾，摒除殆尽，不能说不是一个重大的缺陷。但是作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主体的儒家学说，则得到了较为完整的整理和总结，从而使之成为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优秀遗产的一个较好的认识对象。

 

清代学术，以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整理和总结为特征。风气之开，虽清初诸儒已然发端，考据、校勘、辨伪、辑佚，从顾炎武、阎若璩、毛奇龄、胡渭，到惠栋、卢文弨、顾广圻，一脉相承，代有传人。但确立规模，蔚成风气，则无疑应自《四库全书》编纂始。《四库全书》开馆后，将一时学术界俊杰网罗其中，辑佚书于《永乐大典》，理群籍于中秘内府，“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不啻治学风尚的一种无声的典型示范，其移风易俗的力量是无与伦比的。正如乾嘉史家章学诚在回忆周永年、邵晋涵二人当年的学行时所述：“乙未（乾隆四十年——引者）入都，二君者方以宿望被荐，与休宁戴震等特征修《四库全书》，授官翰林，一时学者称荣遇。而戴以训诂治经，绍明绝学，世士疑信者半。二君者皆以博恰贯通，为时推许。于是四方才略之士，挟策来京师者，莫不斐然有天禄石渠、句坟抉索之思。而投卷于公卿间者，多易其诗赋、举子艺业，而为名物考订，与夫声音文字之标，盖骎乎移风俗矣。”[11]邵晋涵故世，其生前友好洪亮吉为之撰《邵学士家传》，于《四库全书》编纂，尤其是邵晋涵、戴震诸人学行予一时学术风尚的影响，亦有详尽阐述。他说：“乾隆之初，海宇乂平，已百馀年，鸿伟瑰特之儒接踵而见，惠征君栋、戴编修震，其学识始足方驾古人。及《四库》馆之开，君与戴君又首膺其选，由徒步入翰林。于是海内之士知向学者，于惠君则读其书，于君与戴君则亲闻其绪论，向之空谈姓名及从事帖括者，始骎骎然趋实学矣。夫伏而在下，则虽以惠君之学识，不过门徒数十人止矣。及达而在上，其单词只义，即足以歆动一世之士。则今之经学昌明，上之自圣天子启之，下之即谓出于君与戴君讲明切究之力，无不可也。”[12]以《四库全书》的编纂为契机，考据学空前发皇，我国古代学术从此步入对传统学术进行全面总结和整理的阶段。

 

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本是一桩文化盛事，似乎无论如何不该与摧残文献相联系，然而严酷的事实表明，二者极不协调地共存于同一时代，却是不可抗拒的历史现实。一方面，清廷既要以图书编纂来显示其“稽古右文”的文治业绩；另一方面，迄于清中叶，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痼疾的加剧，以及一代王朝统治衰象的暴露，又使之惧怕异己思想潜滋暗长。因此，为这种矛盾心态所驱使，清廷的大规模征书，其起始便有不可告人的寓禁于征之深意。自乾隆三十九年八月起，清廷征书的表面目的已经达到，于是高宗便揭去遮掩，人为地制造了旷日持久的禁毁“违碍”书籍逆流。历时近二十年，迄于乾隆末，数以万部计的大量典籍横遭禁毁，冤滥酷烈的文字狱遍于国中。这样，在取得编篡《四库全书》巨大成功的同时，中国古代文化也蒙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其结果，不仅使宋元以来的大量典籍毁于一旦，而且经过君主专制淫威的斧铖之后，《四库全书》著录诸书，或滥加抽毁，或肆意改窜，已非尽古籍旧貌，这给其后的阅读，利用和研究，皆带来无可弥补的损失。尤为不可忽视者，严酷的禁书逆流以及伴生的文字狱，其恶劣影响已经远远逾出图书编篡本身，它直接酿成思想界万马齐暗的沉闷局面，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因此，《四库全书》的编纂，既有巨大的历史功绩，也有不可宽宥的人为过恶。“功过参半”，以此四字来评判它，或许是大致不差的。

（责任编辑：地理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