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何是什么人？他是刘邦早年在沛县时的上司，一向对刘邦关爱有加。刘邦起兵反秦，萧何带领全族人一直追随刘邦。刘邦当了皇帝，功臣争封，大臣们都主张曹参的功劳第一；唯独刘邦坚持萧何的功劳第一。刘邦说，所有的功臣都是猎狗（功狗），唯独萧何是指挥猎狗的猎人（功人）。（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可见，刘邦对萧何多么信任！但是，韩信事件之后，刘邦对萧何也不放心了。“上乃大悦”四个字淋漓尽致地写出了刘邦对开国功臣的猜忌之心。把一个开国皇帝的心事剖析得如此深刻，二十四史中唯独《史记》能做到！

唐人刘知己说，写史要具备“三才”：史才，史学，史识。其中，最重要的是史识。史识是史书的灵魂，没有灵魂的史书只是材料的堆砌。《史记》固然离不开司马迁之父司马谈的开创之功，离不开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博闻广识；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足以铸就司马迁修史的伟大灵魂。真正让司马迁区别于其他所有史家，让《史记》有别于其他所有史书的关键，是司马迁的不幸遭遇。正是这种不幸遭遇，造就了司马迁的史识，铸就了司马迁的伟大。

遭受宫刑之前，司马迁一心要当一个皇帝的忠臣、宠儿（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但是，惨遭宫刑之后，他沦落到太监般的尴尬地步，被开除出社会正统之列。至此，他不再书生之见，不再人云亦云，而开始有所怀疑有所批判，拥有了充满个人意志的识见和胆略，千古不朽的《史记》横空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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