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黯看出来了汉武帝的外儒内法，但是，他不但没有迎合，反而毫不客气地指出：陛下心里欲望极多，表面上还要侈谈仁义，那样如何能效法唐尧虞舜呢（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汉武帝自尊大挫，一声不吭，怒气冲冲地退朝了。汉武帝回宫后，对侍从说：汲黯闹得太过分了！（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

这一次汲黯的确有些过分。官场之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何况是对当今圣上？他“言传”了还不够，还那么露骨，什么“骨子里要法家，面子上要儒家”。汲黯不懂批评艺术，或者也不是不懂，而是唯恐绕弯子别人听不明白，有点存心的意思。

气壮理不直

话说回来，汲黯的批评，让汉武帝能听到不同的声音，对汉武帝是有益的。但是，汲黯的批评果真字字珠玑，句句在理吗？

对汲黯的屡次批评应当具体分析。

关于两次抗旨。

第一次，东越相攻，汉武帝派汲黯视察，打算进行干预，此举体现了汉武帝的大国意识。汲黯不理会，坚持华夷之辨——越人跟咱们不同，就是好斗，让他们去打打杀杀，跟大汉有何相干？

第二次，河内大火，汉武帝又要汲黯前往，体现君主对百姓的关爱，但汲黯竟然置之于不顾。虽然河南矫诏救灾值得称道，但河内百姓的生命难道不重要吗？置一地百姓于不顾，对另一地百姓倍加呵护，那是怎么回事呢？

两次抗旨，汲黯做得都有缺失，只是汉武帝对汲黯比较宽容。

关于处理匈奴降者。

如何处置这四万多匈奴降者，确实是一难题；处理不妥，会带来很大的后遗症。汉武帝开始将浑邪王部四万余人迁到长安，最后，安置在河套地区新组建的朔方郡。应当说是决策英明。

汲黯建议将匈奴降者赏给烈士家属为奴，明显不妥。民族矛盾不可能采取睚眦必报的方式来处理，这种提议只能增加民族间的仇恨，不利于汉匈和谐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