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原道》和《原毁》，进而知道韩文公的集子中有“五原”之说，五原是哪五篇文章呢？它们是《原道》、《原性》、《原人》、《原毁》和《原鬼》、不论是对于中国儒学和中国文学，“五原”都是极为重要的经典。

韩愈

六月初，在国学班的第二次课程中，先生在讲解《大学》时首先提到《原道》，而《原道》如果和《大学》放在一起，那就意义非同寻常了。

如果说我们中国的儒学正宗源流始自周公、孔子的话，那么他们的经典全都浓缩在《六经》之中。于是乎，太史公说，《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导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太史公以十二个字，就点出了“六经”的要意。没有太史公，我们对六经认识不会这么直观而真切。当然，后来《乐经》失传了，这就成了今天我们所言的《五经》了。到了宋朝了，儒家出了朱熹这样继往开来的大人物，是朱子又把《四书》的定义为儒家的至上经典，这就成了现在我们所说的《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了。

朱子非常看重《大学》，他认为读《四书》是有顺序和方法的，就是《四书》中《大学》要最先读！《大学》中有一段极为经典的话是这样说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唐代时，《大学》的学术地位不高的，正是韩文公在《原道》中重新将其提出，把它放在道统的最崇高的位置上来认识它，到了宋代，朱子深以为然，索性上纲上宪，索性将其归纳成为体系，如果非要把《四书》的堪定之功归于朱子的话，那么一石激起千层浪的那块石子，那个重新审视《四书》的缘由，我们就要请出韩文公和他的这篇《原道》了。

与太史公一样，韩文公的文章中也尽是些公理性的箴言，所谓的公理性，就是相对推理性而言的，我们见过诸多的大家巨匠，他们的成名和传世，究其根源是他们以理服人，让我们小子后生，为他们的说理传教所折服，而像太史公和韩文公这样的泰斗，他们的话当真可以叫做“一句话顶一万句话”，他们冒出的好似不经意的只字片语，往往成为后世学人的至理名言，不但不需任何验证，而往往是我们研判事理最直观最有效的试金石。

太史公说，“死固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太史公又说过“士为知已者用，女为悦已者容。”试问我们有谁怀疑过这样的论断。而在《原道》中，这样公理一样的话言也是活灵活现。

自今年始，国家首次将清明节列为法定节假日，我们大多在此时都去祭祀了先祖和故去的亲人，但是要问我们说出我们祭祀的道理是为什么，立时之下我们竟会一会语塞，而在《原道》中，韩文公轻轻的一句：“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则令我们无不击节叹服。那么我们时时可见的“礼乐政刑”又为了是什么呢？韩文公说：“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和太史公一样，同样也只是寥寥无几的文字，就让我们明了“礼乐政刑”的作用。

无人不知周公孔子有伟大，无人不知“经史子集是多么山海般的崇深，所以我们这样的后人学子，高山仰止之时，心不能至，道不得通，智不可达是何等的无奈和焦急，幸亏我们有太史公和韩文公这样的泰斗，有《史记》和《原道》这样的文章。反复熟读，细心揣摩，让我们在荆棘丛中，歧途深处，最终可以找到通往圣贤之道的正路。

（责任编辑：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