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典籍中，受责难最多的，恐怕要数《国语》了。唐代柳宗元写《非国语》，一写就是六十七篇，清人崔述在他的《洙泗考信录余录》里，给《国语》下了个“荒唐诬妄，自相矛盾”、“文词支蔓，冗弱无骨”的考语，更是从史和文两个方面，把《国语》一笔抹倒。综观古今学者的种种责难，有许多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确实看到了《国语》的缺陷；而有的则失之偏颇，失之公允。那么，究竟应当怎样评价《国语》呢？这还得从它的材料来源和成书过程说起。

原来，春秋时代有两种史官，一是太史，执简册以记事；一是瞽矇（gǔ méng），凭口传以记言。徐中舒先生认为，这是原始社会刻契和传说的发展，二者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历史。《国语·楚语》所说“史不失书，矇不失诵”，就是说的这种制度。太史所书叫做“春秋”，瞽矇所诵叫做“语”。“春秋”、“语”都是教育贵族子弟的教材。到了春秋晚期，“礼崩乐坏”，公室衰微，史官流散，私学兴起，文字史记和口头史记同时外传，并师承授受，开始是记录下来，然后再经整理编排，加工润色，写定成书，源于太史简册而成书的是《左传》，源于瞽矇口诵而成书的便是《国语》，而太史记事，瞽矇记言，这正是《左传》事多于言，《国语》言多于事的原因。

《国语》的具体成书年代已不能确考。书中有涉及到楚攻越，杀越王无疆能的事，说明其中一些篇章当成于公元前335年之后①；又据《晋书·束晳传》，太康二年（公元281年）从魏襄王墓中掘出一批竹书，内有《国语》三篇，而同时出土的《竹书纪年》终记于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并称魏襄王为“今王”，可知《国语》的某些篇章成书于此前。根据这些材料，我们判定，《国语》全书的成书年代大约即在这个时期。既然如此，司马迁所持“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说法便靠不住了，因为，如果这个“左丘”就是指《论语·公冶长》里的那位左丘明，这位生活于春秋晚期的左丘先生，是绝对不可能再活一百多年，到公元前335年以后去写《国语》的。我们认为，说《国语》是汇编之书，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但最后经人编排整理而成书，是比较接近事实的。

①楚攻越杀越王无疆的年代说法很多，今从翦伯赞、齐思和编《中外历史年表》。

《国语》一书的得失，正和上述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史料学的角度分析一下《国语》的得失。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此书取材零散，遗缺错谬颇多。春秋封国林立，而书中只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之事，又多寡详略悬殊。远不如《左传》完整、系统、可靠。这正和《国语》源于矇史有关，一般说来，口头传说是不如文字记载可靠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国语》毫无史料价值。白寿彝先生曾作过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统计，《国语》共有196个条目①，与《左传》所载主题相同的有104条，这些内容，《左传》有，《国语》也有，怎能说《左传》所载是信史，《国语》所载就成了诬妄之言了呢？而且，相同之中又有不同，那就是一个偏重记事，一个偏重记言，言事相参，不是正可互证、互补么？

①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国语》是233个条目，分法有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