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94条是《左传》所无的。《左传》所无，也不一定就是诬妄，其中大多还是信史，正好补《左传》之缺。这可以从三方面来看。第一，从记事年代看，《左传》始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1年），而《国语》始于西周穆王（约公元前967年），早出246年，这二百多年的历史，《左传》并非完全不曾涉及，但《国语》所载的一些史实就比《左传》多而详，所以研究这一段历史的人，是常常征引《国语》的。第二，《左传》虽长于记事，特别长于记叙战争，但“国之大事惟祀与戎”，而《左传》反映“祀”的内容就不多，《国语》却有不少有关祭祀的记载，虽然由此引起柳宗元等人对它的天命鬼神之类迷信思想的批判，但从保留史料的角度来看，它还是有价值的，因为祭祀在当时既是国之大事，要想研究那个时代的这一重大历史现象，有关祭祀的材料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第三，《左传》对非华夏地区的历史记载很少，连春秋末年称霸一时的吴、越两国的史事也多付阙如，《国语》中的《吴语》、《越语》却有比较丰富的材料。其他有关经济、制度、风俗等方面的一些材料，也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所有这些，正可补充《左传》的缺失。

正因为如此，司马迁写《史记》便参考了《国语》。把《史记》与《国语》对照一下便不难发现，《十二诸侯年表》和某些《世家》里的许多史料；都是采自《国语》的。看来，《国语》并非满纸荒唐言。还是高嵣在《国语钞序》中的评价比较公允，他说：“左氏所有者，可互相发明；所无者，可补所未备。实足以翼传而行。”古人把《左传》称作《春秋内传》，称《国语》为《春秋外传》是不无道理的。

其次，我们从史学思想的角度看看《国语》的得失。同古代许多史籍相似，《国语》也反映了天命论、英雄史观的落后思想，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的民本思想，认为失掉民心会丧失政权（这在厉王止谤，宣王料民等篇章中有所反映），但并没有跳出天命的圈子。由于它对人民的伟大作用没有足够的认识，因此它很少记录人民的言行，如果说它偏于记言，也多是“君臣之言”。

曾有人批评《国语》的内容杂乱，毫无章法，其实，它是有明确的指导思想的，这就是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全书所载内容，都围绕一个主题：兴和衰，而且作者通过对史实的记录编纂，能有意识地去探讨兴衰治乱的原因。如它记载了周王室的衰微，作者认为，穆王伐犬戎的恶果是“自是荒服者不至”；而西周“及幽王乃废灭”的重要原因是宣王料民失去了人心。所记其他各国霸业的兴衰，国政的成败，也无不着眼于探索兴衰治乱的原因，读者从吴、越二国的对比中，不难总结出夫差拒谏而亡、勾践纳谏而兴的经验教训。但作者并非仅靠客观的记叙让读者自己去思考总结，而是通过篇末作者自己的话，表明了作者的看法，这更可以证实作者确实有比较明确的编纂目的。

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国语》的编纂者没有也不可能对历史现象的原因作出深刻的解释。但比起寓褒贬于字里行间的“春秋书法”，比仅为使“乱臣贼子惧”的修史目的，无疑是史学思想上的一个进步。它是社会大动荡时期人们思想日趋深化的反映，也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杰出思想的历史源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