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庸》的经义,需要我们大家用毕生去体悟、去实践。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是在阅读《大学》和《中庸》。如果说,就这项阅读活动而言我还有什么长进的话,那就是:我在当时认为我已经读懂了,这么短短的两篇文章我已经读懂了,我当时还不懂得在世界上有必须用一生的时间和整个生命去阅读和理解的书籍,而这类书籍就叫“经典”。这个跨越了三十年,而且注定还会延续下去的阅读活动教会了我,有些书不是读过了就可以放在一边的,有些书是弥读弥新的。换句话说,少年时代的我认为,《大学》和《中庸》无非只是两部用繁体字印成的古典而已;而今天的我则认为,《大学》《中庸》是当之无愧的经典。
后来,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读的书也比过去多了,就了解到研究儒家传统学问的经学是中国特有的一门学问。纵观两千多年的经学史,大儒名家层出不穷,学派学说百家争艳。但是却也正因为如此,经学史上的很多问题,有些是非常根本性的问题,比如经学史所要研究的经典究竟包括哪些?这些经典的产生、传承、分合、演变究竟是什么样子?至今仍然在争论当中,看不到学术界会在近期形成一致意见的任何希望。
从历史上看,四书什么时候才成为中国读书人人人必读的,也就是对中国读书人精神世界产生过无法逃避的最为深刻影响的,到底在什么时候发生呢?因为什么而发生的呢?因为四书被规定为科举考试的功令,也就是说科举考试必须读四书,而这个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不是在汉族的统治时期,而是在蒙古族统治的元朝,从元朝开始四书被选为科举的功令。那么读书人为了科举,为了十年寒窗一旦搏得功名,他必须去把四书滚瓜烂熟地记诵下来。一直到很不久以前,我的老师是季羡林先生,今年已经97高寿了,在他再上一辈的老师里边,比如陈寅格先生,是十三经基本都能背诵,不光是背诵本文,连注和疏都能背出来,我的很多长辈再长的古籍都能背诵,有的还能倒背。所谓倒背如流不是一句空泛的形容的一句空话,是真的有很多老学者是倒背的,把整个一部经书倒过去背,再正过来背。老一辈的很多著名学者,有的学者我还有幸听过他们的课,都患有很严重的口吃病,他们是非常著名的学者,但是并不是非常好的教师,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法讲课,在课堂上他们是严重的口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