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虽然孟子在辩论时耍了一些花招，但他所说的，都是“正当的道理”，是光明磊落的道德之言，所以，我们不会觉得他狡诈，只会佩服他智慧。这又是《孟子》一书的道德价值。

但与之相应的则是，作为一部论理著作，《孟子》的逻辑性，说理的严肃性、真实性却有相当的问题，这种有意或无意的逻辑错误，在《孟子》中有不少，比如下面：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从价值认定的角度说，我举双手赞成孟子。我们应当义不容辞义无反顾地去做一个有道的人，而不能成为一个无道的人《当然，孟子这里原是指有道之君和无道之君），而且，得道的人，应当但这里只是说“应当”，“理当”，只是一种道德诉求，而不能说“一定会”。道德诉求并不总是转变为客观事实。事实上，道德及道德行为并没有一个预设的好结果在前方等着。（这是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如果实行“道德”，就是冲着那已预设好的利益而去的，那么，“义”即是为“利”，这种行为本身也就不再是道德行为）况且，“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 （关汉卿《窦娥冤》）也是常见的社会现状，冤的不仅是一个窦娥。即以孔子、孟子自身而论，他们算是得道之人了吧？但他们一生的遭遇又如何呢7还不是处处碰壁，为人所拒何曾多助过？我只看见拆他们台的小人小政客一拨又一拨，不见什么对他们捧场的人。说句不招人喜欢的话，假如孟子再生，就是新儒家们，怕也不一定会去助他，那么倒霉的人，连个学界祭酒都不是，助他有什么好处吗？不得道者，也不一定就寡助。大盗柳下跖手下的人据说也是“三千”，和孔子的门徒打了个平手（庄子说他“盗亦有道”，但此“道”与孟子的“道”不能混淆），鲁哀公不能算是得道明君吧？但鲁国人谁敢不服从他？孔子恰恰是带头恭敬他，抬举他，辅助他，引导大家忠诚他。只可惜鲁哀公还不大稀罕。

所以，孟子这一段正气浩然的道德之论，虽有极大的感染力，以至几千年来成为对莘莘学子进行思想教育道德培养的必读章节，但逻辑上却不大讲得通。“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层层论证，更缺少基本的逻辑关联。“然而不胜者”，可能有多种原因，不一定就是没有地利；反过来，有地利没有天时，比如当今的西部大开发，西部固有资源丰富的“地利”，然而没有中央决定开发西部的“天时”，也不行。所以，也可以说“地利不如天时”。而孟子论证“地利不如人和”，更是一厢情愿地先假定他要贬低的不重要的条件（地利）都具备，然后再证明因他要推崇的重要条件（人和）缺乏而失败，从而证明自己的观点.。

这种做法，是十足的蛮不讲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难道能证明“万事不如东风”吗？阿拉伯谚语日：压断骆驼脊梁的是最后一根羊毛。难道我们就此可以证明这最后一根羊毛比其他的羊毛都重，甚至比所有其他羊毛的总和还重吗？其实，一物之实现，必要条件可能只有一个，而充分条件往往有多个，缺一不可。这“多个”充分条件的任一个，都不能说比其他条件更重要。如果我们可以学孟子，假定其他充分条件都具备，仅让自己要证明它更重要的条件缺乏而使一物不得实现，以此证明此条件比其他条件更重要。

其他如对一些历史、地理知识，孟子也往往不大较真，他所描述的历史，往往是他想象中的历史，而不是真实的历史，他所提及的地理，也有不少错误。奇怪的是，这种粗枝大叶的毛病，虽然损害了他文章的科学性、严肃性与学理上的正确性，却不仅无损于他文章的文学性，更有助于他的文学性不仅无损于他的学术人格，反而增添了他的人格魅力。

孟子证明客观真理，总显得勉强而力不从心，他逻辑不严密，证据也不充分。但他一涉及伦理学领域，便雄辩滔滔。因为道德伦理往往是一种信仰的建立，而不是客观科学的证立。建立一种道德信仰，需要的是一种价值估定，而价值往往是人为的证立客观科学，需要的是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事实支持。如在《鱼我所欲也》这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