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避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孟子是要建立一种“舍生取义”的文化信仰，他只需要说明为什么必须这样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他不需要证明“舍生取义”为“真”，他只要证明“舍生取义”为“善”，而在这一点上他做得非常成功。他反问我们假如没有什么东西比生更重要，那么，不就凡是可以得生的手段都可以使用吗同样，假如没有什么比死更可怕，那么，凡是可以避死的事，不都可以做吗这两个“凡是”，必使人类堕落而无止境。所以，为了人类的崇高和自尊，人类必须建立一个道德底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不择手段，都不能无恶不作。那么，自然就必须有一种东西比生更重要，更值得我们珍视，那就是“义”，必须有一种东西比死更可怕，更要我们避开，那就是“不义”。

孟子用两个假设、两个反问，就证明了这么伟大的伦理学命题，显示出的，不仅是他做文章手段的高超，更是他思维缤密、直达事物核心的大本领。对人、物有透彻的认识，对世界有是非判断力，是做文章的最高秘如果说，庄子说明了天道的伟大与高渺难测，那么，孟子就证明了人类的道德尊严与精神崇高。这是孟子最伟大的贡献。

孟子是一个唯心的人，所以他的文章师心自用一个纯任意气的人，所以他的文章意气风发。他嫉恶如仇，道德感极强，所以他对他看不惯的人与事动辄恶语相加，拔刀相向。他无论是骂诸侯，还是骂学者，都毫不留情，连对他极关照、极尊敬的齐宣王，他也丝毫不假以辞色。他只认天理正义、公道良心，不讲什么人情世故。所以，他是真君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大丈夫”。他对邪恶有不可遏止的杀伐心，所以他的文章有杀伐气，他把这种气质称之为“浩然之气”。他可能就是从自身的道德良知与道德勇气里，找到了人类的希望与信心，发现了堕落人类获得救赎的途径。于是，他到处与人辩论，鼓吹自己的救世之道。他可能相信，只要他不停止他的吹嘘吹嘘的本意是吹枯嘘生，即给枯死者吹以生气，使之重生，这世界的末日就不会到来，他工作一日，这世界的末日就会推后一日，且一息生机会渐渐转来。所以，当有人批评他“好辩”时，他回答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他自信天己将大任降到他的肩上。所以，他的工作，给他祟高感、伟大感、成就感“平治天下，舍我其谁”这样的人，这样的性情，怎能没有这样的文章他的人，是天地精华，他的文章，是天地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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