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史学界有深刻影响的《文史通义》为清代章学诚所著。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是清朝末期的一位杰出的史学理论家。所著《文史通义》是评论文史的著作，尤以评论史学为主。在书中，章学诚提出的“史德”概念，深化了前人关于史家修养的理论，对中国古代史学思想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一、章学诚“史德”的提出及其内涵

章学诚在刘知几提出的史家三长“史才”、“史学”、“史识”之外又明确提出了“史德”的概念，并作了理论上的阐述。章学诚认为，古人所论的史家才、学、识三长，“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就是因为才、学、识得之不易。然而，他认为既便是具备了才、学、识，仍不足以配称良史，刘知几“记诵之间，知所决择，以成文理”的“识”，是“文士之识，非史识也”。文士之识是文章家镕裁篇章的鉴识，文士之识用于史学是不够的。他提出自己的见解：“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何为“史德”？“谓著书者之心术也”，也就是史家的学术品德。章学诚认为“才”、“学”、“识”这三者，固然是一个优秀的史家所必不可少的，但最根本的还是要辨其“心术以议史德”。他认为史家的心术有两类：一为史家心术之邪正，二为史家心术之修养程度。前者正邪分明，人们易于分辨，而后者则因史家有君子之心，只是修养不纯，故更应引起人们的警惕。因此章氏主张史家著史“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这里的“天”，指的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和道理，“人”指的是史家的主观感情，所谓“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就是要求著述者要尊重客观事实，如实反映历史面貌，不掺杂个人的主观成分。这种忠于客观史实，秉笔直书的学术品德，正是章学诚所强调的“史德”。

二、章学诚“史德”论的基础

章学诚的“史德”论建立在“气”、“情”的基础之上。他认为是“气”“情”引起了“心”的变动。首先，章学诚从文、事关系上来揭示“气”、“情”在文中的作用：“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于为事役也。盖事不能无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则出入予夺相奋摩矣；奋摩不已，而气积焉。事不能无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生流连矣；流连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然则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文以记事，事有得失是非和盛衰消息，行文者不免受其感染，于是出入予夺，往复凭吊，气和情不能自已，这样的文字在文学上可谓绝妙好辞；然而从史学角度而言，其中的天人关系又不可不辨。所谓“有天有人”就在于“气得阳刚，而情合阴柔，人丽阴阳之间，不能离焉者也。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这里的“气”、“情”指的是史文中的主观感情，“理”、“性”指的是客观事实。在章学诚看来，一方面，史文中的确存在着主观感情影响客观事实的叙述；另一方面，主观感情又必须依赖客观事实，即“气合于理”、“情本于性”。章学诚认为“气”、“情”之失直接影响“心术”，所写史文便害及史义，违反“大道之公”。为了避免史家“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他提出“气贵于平”、“情贵于正”的要求，强调史家撰写历史应尽量排除主观因素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