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堪称能与《史通》匹敌的第二部史学理论巨著。章氏在《文史通义》中，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他对编纂史书的具体做法，又表现在他所修的诸种地方志之中。

4. 历史的典制结构：言与事的分立和统一

历史的典制可以分为言与事两个方面，这是从义理角度对它的最为笼统的划分。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章学诚就说道：“《记》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其职不见於《周官》，其书不传於后世，殆礼家之愆文欤？后儒不察，而以《尚书》分属记言，《春秋》分属记事，则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事目，则左氏所记之言，不啻千万矣。《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於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刘知几以二典、贡、范诸篇之错出，转讥《尚书》义例之不纯，毋乃因后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实事乎！”从这里看来，粗糙而率性地对此进行非科学和武断的界定是不合乎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的。章学诚认为这是后儒对历史学的粗窜陋分，因为历史的基本架构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言与事是整个世界的基本组成部分，甚至它们就是世界本身。章学诚讥讽刘知几的数典忘宗。而西方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也说过：“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非事物的总和。”如果我们作一不太科学的对比，就可以果断地认为：事实就是言，是人的心理意识；事物就是事，是客观的现实领域。“古人事见於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章学诚的观点十分清晰，他主张言与事不可分，而且也根本没有分裂的迹象和可能。他似乎是用此坚定地表达了他的历史观，其实也是在表述他的世界构成观。我在此引用维特根斯坦的话，在于提醒大家可以由此进行东西方的世界组成结构观的比较。当然这是一个异常庞大的问题，我们暂且放下。

5. 传统史书撰写的因循守旧及这种学术的故步自封带给中国史学的流弊

章学诚不满历代史学编撰的逐步随流，他高举的是司马迁的“通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的治史野心。他说：“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谨守绳墨，待其人而后行，势之不得不然也。”，又说：“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此《尚书》之所以神明变化，不可方物。降而左氏之传，已不免於以文徇例，理势不得不然也。以上古神圣之制作，而责於晚近之史官，岂不悬绝欤！”他认为历史是记事之书，但是事实却随着世界历史时间的流变而不断地移动，所以文史典章制度也必须“神明变化”，否则就将“以文殉例”。而中国史学史的演进却是如此，“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根部臃肿，导致内在元气在历史的早期就已消耗殆尽。历史犹如民族生活的心灵史，而记录这种秘密的形式唯一的典籍就是历史。故我们应当急切地推崇历史，实际上，我粗略的看法是：“史学实为众文之祖。”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历史学是一切学科的奠基和文化的本根，历史贯穿于全部的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