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

1. 六经皆史、六经不可拟：对儒家经典的批判态度和科学历史观的确立

章学诚开篇即言“六经皆史”，并非凭空造论。我认为，大抵真正的具有自己独创性的思想家，都会在他们自己的学术生命历程中提出一个总体性的纲领。一般的思想家只要他在一生中确立一个理论宣言，并且在此总纲的指导下进行缜密的理论探索，那么，可以预言的就是，他们将凭借此逐渐进入学术的堂奥，最终取得突破性的思想成就。章学诚“六经皆史”思想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他自己早年的精神趋向相统一的；只是在思想的早期他自己的学术迹象还不明朗，他宏阔的思维视野还处在包拢于自我内部的潜存状态。据历史学家余英时的研究，章学诚是在晚期编撰了一系列的历史典籍和地方志之后，根据自己愈益细致的深入思考，在关照整个中华复杂琐碎的历史事件之后的背景下提出的。这种个体思想生命的成长说明人类的理性思维似乎与自然世界的辨证发展逻辑有着结构上的类似。当然，对这种黑格尔所提出的所谓“存在与思维的同构”的先验理论我们只能保持沉默，从长远看，这种哲学上的理论猜测和思路决断是否正确和客观，还将需要以后自然科学尤其是宇宙物理学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才能逐渐得到应证。

那么，章学诚到底建立了一种什么样的更为科学的历史观呢？他说：“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章学诚先把历史的边界推到文化荒芜的原始地带，用我们现在的偏见就是说那时候的历史还是野蛮的，因为它还没有出现系统的人类文明。但是，章学诚认为那时候的历史反而更具备一种自身的完美性和天真素朴性。为什么呢？因为“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那时候的人们虽然在精神领域并没有开拓出一个宏大的世界，但是我们不能说他们就是没有智慧的。而按照章学诚的见解，反而那时候的人类生活更为朴素和充满人类童年的天真和谐。所以，在这种情形下，等到初始祖先一旦掌握了语言文字，他们就会依据自己的政治生活拟定一系列的后世所谓的“经”，其实，这些文章也不过是先王的政典而已；而作为政典，就不可能是永恒长久适用的。因此，章学诚在此确立了一种十分鲜明的历史观，即历史是发展的，任何经典都是当时时代的产物，儒家的六经在这种精神的统摄下自然也就失去了常衡的有效性。章学诚打破了历史观上的陈旧和故步自封，从科学的历史观打开了一个新的历史世界。“六经皆史”打破了儒家经学的权威，解放了文学、历史和哲学，使得我们的思想创造从此走向了开放自由的自我创建阶段。六经不可拟，不是说你们前人创造的理论学说就是永恒的，你们归你们，我们后人还得回到我们自己的时代；即使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宏大的学术和内心修养体系，看似我们无事可做了，但这是错误的，也是要不得的历史倒退观和历史崇拜原始论；一切都要从当下出发，确立一种发展而不固守、流动而不凝固、激情而不沉闷的活泼的历史观，这是至关重要的。儒家的典论必须破，如此，方可使中国走出注经、穷经，不思自己当前历史问题的学术误区，走向生生不息的历史创造。

对待历史经典最恐惧和失策的趋向就是将原始充满活力的思想生长机制给彻底地窒息。通常都是这样，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一旦将政治理念划定为一种不可质疑和批评的教条，就意味着原初自由活泼的思想道路的荒凉和断裂。章学诚说：“由所本而观之，不特三王不相袭，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盖圣人首出御世，作新视听，神道设教，以弥纶乎礼乐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非如后世讬之诡异妖祥，谶纬术数，以愚天下也。”当然，在这里章学诚有一种思想上的虚无主义倾向，因为他认为在三王、三皇和五帝时代还没有什么所谓的圣人的说教，政治统治者还是依照现实，从当下的历史现状出发，故历史发展绵延得虎虎生气。而后圣人所谓地横空出世，就试图用一些理论的条条框框来驾驭政治的统治，即所谓的治国学说，其实哪里需要这一套呢？出现了所谓的圣人言论，就意味着这个社会的风气就僵固了；原本的国家机器是活泼灵动的，现在呢？在所谓六经的虚假指挥下，社会反而走向了圣人言说的反面。所以，章学诚从“六经皆史”的破坏支点出发，彻底摧毁了圣人的腐朽陈说，因为只有打破理论思维上的因循守旧，历史的现实社会方能恢复活力。章学诚的历史观吸收了道家反智论、反国家机器论、反人为虚假论和反精神封锁论的一定合理因素，并与自己鲜明的历史观念互相结合起来，打破了古代封建中国的“儒经中心论”的虚伪的神道设教，使得历史愈加清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