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学术传承中存在“尊师”与“尊道”两种不同的风格，是很明显的。不过在历史实际中，大概这两种风格并非显得壁垒分明，而很可能是交织在一起的。

在战国时代的学术传承之中，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比如学术资源紧缺），像后来的“自学”等类事情基本上是不可能出现的，凡欲学习知识本领，只能从师。因此，其时的学术界就酝酿出了一种尊师的风气，要求对师说绝对服从，不可稍违。在那时，这是无可如何的事情，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过也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打起尊道的旗帜，不愿意盲从师教，成为了尊师风气下的一股暗流。可以说，战国时代同时存在“尊师”与“尊道”两种师弟关系，而这其实也就是两种学术风格。对这两种学术风格进行清理，有助于我们对战国学术思想史复杂性的认识。

《吕氏春秋·尊师》篇说：

君子之学也，说义必称师以论道，听从必尽力以光明。听从不尽力，命之曰背；说义不称师，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贤主弗纳之于朝，君子不与交友。

相同的说法又见《荀子·大略》篇：

言而不称师，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纳，朝士大夫遇诸途，不与言。

按二说相较，《荀子》之言简而朴，《吕览》之言繁而华，所以《吕氏春秋》之说应该是承《荀子》而来的。[1]既然有这种不可背师叛师的理论主张，那么师弟间的具体关系又当怎样处理呢？《尊师》篇又说：

凡学，必务进业。……观驩愉，问书意，顺耳目，不逆志，……生则谨养，谨养之道，养心为贵；死则敬祭，敬祭之术，时节为务。此所以尊师也。治唐圃，疾灌濅，务种树，织葩屦，结罝网，捆蒲苇；之田野，力耕耘，事五谷；如山林，入川泽，取鱼鳖，求鸟兽。此所以尊师也。视舆马，慎驾御；适衣服，务轻煗；临饮食，必蠲絜，善调和，务甘肥；必恭敬，和颜色，审辞令；疾趋翔，必严肃。此所以尊师也。

此处论师弟间关系，与《管子·弟子职》所述非常相似（《弟子职》文繁，不能具引）。《弟子职》篇虽然没有不得背师叛师的明确文字，但其所主张的师弟关系既与《尊师》一般无二，则其背后也有不得背师叛师的理念存在，应当是理所当然的。《管子》是齐国稷下学宫的产物，《吕氏春秋》成书于西方的秦国，而荀子则周游列国，不限南北东西。三部书的时地差异如此之大，而所述师道尊严与师弟关系竟若合符节。由此可见，战国时代的学术传承中，确实有如此一股浓厚且普遍的“尊师”风气。

弟子对先生完全遵从，所以师弟间的关系就有如父子。又《吕氏春秋·劝学》篇说：

曾子曰：“君子行于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师者可知也，夫无父而无师者，余若夫何哉。”此言事师犹事父也。曾点使曾参，过期而不至，人皆见曾点曰：“无乃畏邪？”曾点曰：“彼虽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于匡，颜渊后，孔子曰：“吾以汝为死矣。”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颜回之于孔子也，犹曾参之事父也，古之贤者与！其尊师若此，故师尽智竭道以教。

看来这种师弟间如父子的关系，是《吕氏春秋》所竭力倡导的。

其实弟子之于先生，如子之于父、仆之于主、臣之于君，已经早就如此了，并非《吕氏春秋》的首创。所谓先生、弟子，其本意即父兄、子弟。《礼记·曲礼上》孔颖达《疏》：

先生，师也。谓师为先生者，言彼先己而生，其德多厚也。自称为弟子者，言己自处如弟子，则尊师如父兄也。……《论语》云：“有酒食，先生馔。”则先生之号亦通父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