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除“先生”、“弟子”外，还有“小子”一词，如“小子鸣鼓而攻之”（《先进》）、“吾党之小子狂简”（《公冶长》），《礼记·少仪》郑玄《注》：“小子，弟子也。”可见，视先生与弟子若父与子，自其始即已然。

由此意稍一申发，则先生与弟子，又若主人与仆人的关关系。《左传·桓公二年》：“卿有侧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隶子弟。”杜预《注》：“士卑，自以其子弟为仆隶也。”子弟即弟子，子弟既然处于仆隶的地位，则可知弟子也有仆隶的意思。又《庄子·庚桑楚》篇：“老耽之役，有庚桑楚者，徧得老耽之道。”郭庆藩《集释》说：

役，门人之称，古人事师，共其驱使，不惮难危，故称役也。

陆德明《释文》亦谓：“役，学徒弟子也。”又《淮南子·主术训》：“孔丘、墨翟……为之服役者不过数十人。”就是说为其弟子者不过数十人。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能遍举。唯弟子乃供先生驱使，若仆隶之于主人，其意已很明显了。

再顺此意而来，先生与弟子，又若君注与臣子。《淮南子·泛论训》：“三代之礼不同，何古之从。大人作而弟子循。”而《孟子·滕文公上》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则大人就是指的君主在上之人。《淮南子》以弟子与大人对举，可见弟子即小人之意，也就是小民、臣民。又《史记·卫世家》：“蒯聩与其徒戲阳遬谋。”裴駰《集解》：“戲阳遬，太子家臣。”那么徒又有家臣的意思。弟子即徒役，则弟子之于先生，又如家臣之于其君主了。

先生与弟子的关系，既然一开始就如同父与子、主与仆、君与臣，则在学术传承的过程中，出现绝对不能背师、叛师的教条，便是很自然的事。当然，这种教条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一些客观的原因。比如其时书籍罕布，授学困难，除师从某个先生之外，几乎没有其它的学习渠道。因此先生所教所授，自然就有绝对的权威。如《商君书·定分》说：“先圣人为书而传之后世，必师受之乃知所谓之名，不师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议之，至死不能知其名与其意。”又《荀子·修身》说：“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二处所言，较之《吕氏春秋·尊师》篇，正是一脉相通的。

然而与此同时，在这种压倒一切的尊师风气之下，也有一种决不盲从于师的精神在潜滋暗长着。罗根泽在其《管子探源》中辨《弟子职》的写作时代时说：

且自孔子开讲学授徒之风，而师弟之间，辩难解惑，其仪节未甚繁赜，子路、冉有公然与孔子面争。尔后墨、孟以及诸子百家，其弟子之与师，更肆然发难，毫无忌惮。至西汉尚师说，守师承，弟子视师，如万能之神圣，有承受而无辩诘。加之汉儒重礼，仪节纤悉，而弟之与师，遂有此刻板式之规律矣。春秋战国，盖无此也。[2]

罗根泽的话，固然有那时辨伪之风盛行的一层背景存在，因此显然有失偏颇，与前文所举证据多有不符。但若将他所说的“春秋战国，盖无此也”改成“春秋战国，盖或无此也”，意即“也可能存在不像这样的情况”，则也未尝不值得重视。且看《淮南子·齐俗训》说：

公西华之养亲也，若与朋友处；曾参之养亲也，若事严主烈君。

七十子之事孔子，即如子之事父，而他们“养亲”的态度有这样的不同，那么他们之对孔子的态度，也就应该有所区别。在这里，公西华的态度便应与曾参不同。又《礼记·檀弓上》：

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悼之，曰：“吾闻之也，朋友丧明则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怨曰：“商，女何无罪也！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尔罪一也；丧尔亲，使民未有闻焉，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而曰女何无罪与？”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曾子数落子夏的第一大罪状，是“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郑玄的《注》说得明白：“言其不称师也。”孔颖达《疏》进一步解释道：

云“疑女于夫子”者，既不称其师，自为谈说，辨慧聪睿，绝异于人，使西河之民疑女道德与夫子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