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的学者对这句话的解释大致皆本《注》、《疏》而来。如元代的陈澔《礼记集说》谓：“疑女于夫子者，子夏不推尊夫子，使人疑夫子无以异于子夏，非如曾子推尊夫子，使人知尊圣人也。”[3]清儒颜元则干脆说：“孔子奠楹后，群推有子为圣人，西河又推卜子为圣人。”[4]其实，子夏虽然承认“吾过矣”，但他自立山头，教于西河，导其后法家之先路，却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就此看来，曾子与子夏，在怎样传承孔子之学的问题上，态度也是各自不同的。曾子这个人，似乎是严守不背不叛之教条的典型。[5]而子夏与他正好相反。当然，我们也不必指实这两类人究竟有谁，因为就先秦的片断材料而想作出这种细致的结论，往往是危险的。但孔门传学过程中，大略有此两种倾向，应该没有问题。

再来看《战国策·赵策四》记冯忌说赵王说：

客有见人于服子者，已而请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独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谈语而不称师，是倍也；交浅而言深，是乱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称师，是庸说也；交浅而言深，是忠也。”

服子，即宓子，就是孔子弟子宓不齐。所谓“言而不称师，是庸说也”，鲍彪《注》：“言之常者，人所同称，非必师矣。”庸即常，常经、常道也。所言既是常经常道，放之四海而皆准，固然可以不称师。《淮南子·齐俗训》也记有此事，文字稍有不同，从中也能看出这层意思来：

宾有见人于宓子者，宾出，宓子曰：“子之宾独有三过，望我而笑，是攓也；谈语而不称师，是返也；交浅而言深，是乱也。”宾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谈语而不称师，是通也；交浅而言深，是忠也。”

《赵策》作“庸说”，此处作“通”。《说文》：“通，达也。”《史记·赵世家》张守节《正义》：“通，达理也。”扬雄《法言·问道》更说：“或问道，曰，道也者，通也，无不通也。”直以通、道互训。[6]这样谈语已经通达于道，则本着“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精神、即道乃师之本，就固然不必称师了。清人周梦颜在其《质孔说》里说道：

若束发受书，为孔颜弟子，则《诗》《书》中事，乃本分中事，虽不敢放言高论，亦何妨彼此发明。[7]

此语真是宾所言“谈语而不称师，是通也”的绝妙注脚。

综上所述，战国学术传承中存在“尊师”与“尊道”两种不同的风格，是很明显的。不过在历史实际中，大概这两种风格并非显得壁垒分明，而很可能是交织在一起的。比如在孔子的弟子中，曾子和子夏就不同，那么孔门的风格就是复杂而非单一的。又比如《荀子·大略》篇中有严守师教的说法（见前引文），可能是荀子后学的言论，但荀子的两大弟子韩非和李斯又显然就并没有恪守师说。无论如何，了解到两种不同学术风格的存在，对于理解战国学术思想的复杂性，显然不无裨益。

注释：

[1] 清儒包世臣《致沈小宛书》谓：“《荀子》之文，平实而奇宕，为后世文章鼻祖，《韩非》得其奇宕，《吕览》得其平实。盖韩非为荀子弟子，而《吕览》亦多成于荀氏门人之手也。”要为心得之论（《清文评注读本》，版本不详）。

[2] 《罗根泽说诸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353－354页。

[3] 陈澔：《礼记集说》，北京：中国书店，1994年，53页。

[4] 颜元：《存学编》，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27页。

[5] 周予同先生在《从孔子到孟旬》一文中也说道：“他（今按，即曾子）还说过‘犯而不校’、‘君子思不出其位’一类的话，提倡盲从精神。”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着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15页。引文分别见《论语·泰伯》及《宪问》篇。

[6] 《礼记·学记》：“严师为难，师严而后道尊。”亦可见严师之目的在尊道。

[7]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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