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侯邹忌恶田忌，使人操十金，卜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我为将三战三胜，欲行事，可乎？”卜者出，因使人执之。田忌不能自明，率其徒攻临淄，求成侯；不克，出奔楚。

齐威王薨，子宣王辟强立；知成侯卖田忌，乃召而复之。

评价一个人的行为，我们是坚持动机论，还是坚持效果论？在伦理学领域，一直存在着动机论者和效果论者的分野，各执一词，各有自己的论据，一直没有一个定论。当然，动机与效果的统一是做好的，但问题是，动机和效果总是出现偏差，甚至悖谬。一个好的结果，可能是由一个很坏的动机造成的，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同样，一个好的动机，可能造成的却是恶果，正所谓“阴差阳错”。

让笔者更为疑惑的是：所谓的动机很难判定。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判定一个人的动机？或者说，一个人作出一个行为的意愿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发自自己内心的诉求，还是形势所迫？就拿田忌来说，其实根本没有谋反的“心”，但却做了谋反的“事”。他完全是被逼反的，当所有的人都怀疑你谋反的时候，你就是谋反了。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我们可以说成候是小人，自己没有本事，陷害人的本事却很大。田忌保举了孙膑，而且在与魏的战争中立下大功。这个时候是他最风光的时候，但也是最危险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说他居功自傲，说他有反叛之心，谁都会在心里捉摸以下，至少不会当即认为是捕风捉影。所以，成候邹忌选择在这个时候陷害田忌，可谓选对了“时”。“我，田忌之人也。我为将三战三胜，欲行事，可乎？” 我功劳很大，说明我对国家有功；我为将，三战三胜，说明我本事很大。在这种情况，我行谋反之事，可以吗？试想，这样的话传到威王耳朵里，他会相信吗？即使他理智里认为这肯定是谣言，但在情感上也会不由自主地相信。因为自己的统治绝对不能有丝毫风险，因为自己的统治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我想，威王肯定是相信了这个谣言，否则他如果出来说句公道话，表明立场，天忌也不可能被逼反。田忌肯定是在百口难辩的形势下才被“逼上梁山”的。历史上，有很多人都是这样被主子错杀的，不是因为主子不相信他们，而是他们不愿意自己的身边存在任何风险，宁可错杀一百，不能让一人漏网。其实，这也是主子心虚自卑的一种表现，那些千古一帝大多都是平衡在黑白两道之间，维持着忠臣和奸臣的平衡，自己坐收渔翁之利的。因为他对自己有着很强的自信，任凭你怎么折腾，不管你的动机如何，都跑不出我的手掌心，在“效果”上都会利于我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