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欺其鄰國，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藥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稱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況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我在前面经常说，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个体的“内圣”和群体实践的“外王”总是扯在一起，从而使得个体和群体总是纠缠在一起，表现出真假难辨的现象。而这也正是我说的“假作真时真亦假”。

　　这种解释说起来很玄，其实很容易理解。让我们回到上面这段《通鉴》中的文字。司马光在这里发表了自己对于“信”的见解，是讲给宋神宗听的。是针对商鞅变法中“不废徒木之赏”而发出的，说明了诚信的重要性。

　　司马光是这样论证的：治理国家要讲信用，要讲诚信，不信则失去威严，在老百姓心中的威信和信誉度就会大打折扣。你对老百姓不讲信用，老百姓对你也不会讲信用，如果“不讲信用”成了一种“游戏规则”，那么，必然就会导致“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於敗。” 即时你可能在这种“不讲信用”中得到了一时的利益，但从长远来看，你失去的将会很多，所利不能藥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

　　从个体角度看，“信”表现在主体身上，是一种品质或者素质，我们称之为“诚信”。外化出来，表现在群体活动中，则表示遵守承诺，不欺不诈，也就是按既定的规矩出牌，按规定的规则办事，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守信”。“诚信”和“守信”是一体的，前者表现为个体的修养，有着强烈的价值色彩，比如我们经常说，“这个人不诚实”，则表明这个人的人品不好，素质不高。后者则表现为在人际交往等活动中对规则和契约的遵守，不破坏规矩。比如，我们经常说，“这个人很讲信用”。而中国文化所倡导的“内圣”和“外王”的统一，就是理想地想将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品质的提高同外在的群体实践中按照良性的规则和规矩行事统一起来。表现在这里，则是“诚信”和“守信”的统一。

　　所以，古代社会对管理者或者君主在道德上要求很高，因为品质低下的人不可能在治理国家中遵循良性的规则。“暴君”自然有“暴政”，而“贤君”自然有“仁政”。这是孟子所强调的，所以我说他遵循的是“内圣”到“外王”的外化模式。司马光在这里也提到了：“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诚信”是发自内心呢？还是出于外在的压力或者利益的权衡？是出自不计得失的道德自觉，还是为了获得更大利益或者规避更多奉献的迂回之计？也就是说，如果你对别人“守信用”，别人却对你不讲信用，那么，你还会去讲“诚信”吗？如果你超越了外在的功利坚持自己的“诚信”原则，则可以看作是一种品质，而如果你仅仅是迫于压力或者因为其他目的而讲信用，则是一种“伪道德”。孟子大讲道德，就是大谈不计功利的道德：“与民同乐，则王矣”，“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就是告诉人们，真正地遵循道德，不要去考虑什么物质利益，才算真正地遵循道德。看到一个儿童掉进水中，如果你脑子里老是想着他的家长事后会给你多少钱，就不是做善事了。所以说，利益是遵循道德附带的东西，而不是遵循道德所追求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