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君，一救荆祸。其为相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弟，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

　　在中国文化特殊的基调和底色下，外王之术必须要以内圣之方作为根基，否则就会成为强加在民众上面的外在规范和制度。对他们来说这是异己化的，而不是自己发内内心去遵守的。失去了内心的自觉，外在的循规蹈矩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因为在这样一个强调爱有差等，上下有别的文化中，任何制度和规范都是从上至下的，因此，这些规则和制度是否良性，是否是民众自觉遵守的游戏规则，则成了关键。中国文化的价值独断和道德要求，首先要求制定这些规则和制度的领导者必须在道德上贤明的，因为只有贤明的君主才会实施“仁政”，而“仁政”在遭遇民众中的每一个个体的时候，就会很容易被后者接受，在行为上表现为自觉，尽管没有外在的强制。所以，“内圣”和“外王”必须统一起来。所以说，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恃力，是“内圣”的缺陷，必然导致“外王”方面的“亡”;相反，恃德，则是“内圣”的修炼，必然导致“外王”的“昌”。只有“内圣”和“外王”的有机结合，才能出现天下“大治”。

　　商鞅之死，其根本在于没有立足于“内圣”，而是片面、畸形化地去追求“外王之术”。商鞅本属“三晋”，而“三晋”之学多为事功之学，还少关注人生的意义，道德的修养和品质的培养这些近乎玄虚的问题，他们的学问很实在，就是如何让国家富强。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同为东方之学，其实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出现了“齐鲁之学”与“三晋”之学的断裂和分野，前者不追求功利，而在于全面性地改良社会土壤，推动文明的进步和人类的进化，是一种形而上的“内圣之学”，而“三晋之学”则是追求外在功效，带有明显功利色彩的“外王之术”。前者看得远，注重玄思，但却“外王”无术，我们后面还会详细谈。后者眼光近视，对看重当下之功效，而不注意土壤的改良，比较务实，但却“内圣”无方。赵良通过商鞅和百里奚的对比，形象地道出了二者的差别和学识上的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