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王”以“修身”为根本，道德的地位和形象，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不可撼动。无论你是否承认，谁也不敢大声说自己是一个十足的流氓和道德痞子。无论你是在利用道德，还是打着道德的幌子，但道德本身的地位却没有人敢推翻。不论你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还是“缓称王”，谁也不敢撕破最后的那一层面纱。

而“礼”本是建立在“仁”之上的含情脉脉的规范，但一旦建立，反过来又会成为压抑人、异化于人的“礼教”。正如马克思所说：“为了美好目的而建立来的一切，往往会成为原来目的的反面”。更麻烦的是，事实和价值在中国文化中是纠缠在一起的。中国人没有纯事实层面的“是非”，所谓的“事实”不过是服务于“价值”罢了。而“价值”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事实”，目的不过是为了维护一种稳定的秩序。正因为建立在血亲基础上的“仁爱”有着差别，而非“兼爱”或者博爱，所以反映在外在的秩序就是有所差别了。但这种事实上的差别却被抹上了沉重的价值色彩：

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

天地本有分别，本来是一个事实问题，但却被打上了强烈的情感色彩——用“尊”和“卑”来表示。这种尊卑在维护既定秩序的同时，也造成了现实中的高低贵贱，高低贵贱不同，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方式也就不同。一旦触及到利益，“礼”也就不再含情脉脉，而成了利益集团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和手段。还是那句话，工具也好，幌子也罢，“礼”的正统地位却不能撼动，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剩下的就是围绕着“礼”做文章了：统治者借助“礼”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处于弱势的被压迫者也利用“礼”来推翻统治者，从而演绎出中国历史上别具特色的权谋之术。而这种“君人南面之术”也正成为了中国“智”的传统。

“仁”作为一种素朴的情感，而反过来被人利用，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翻开《资治通鉴》，这种利用随处可见，而围绕着“仁”的这种较量，则是权术和谋略，也就是“智”。以至于我们无法真正分清楚到底是“仁”还是“智”。翻开《道德经》，我们可以从中读出“逍遥游”式的“修身养性之法”，但我们也可以读出冷酷无情的“君人南面之术”。到底是“法”，还是“术”，正如庄周梦蝶一样，已经分不清了。萨特在1964年以不接受来自官方的任何荣誉为名拒绝诺贝尔文学奖，但这种“拒绝”本身所引起的轰动效应远比他接受此奖所引起的轰动效应还要大。我们也是实在弄不清楚他是出于内心的所谓原则拒绝了该奖项，还是出于一种策略的选择……

“仁”和“礼”构成了中国的正统，成就了中国文化最高的道德理想。一方面是不断修身，另一方面是遵守这种符合人性的道德规范。但由于“事实”和“价值”不分，使得那些想登上历史高点的高智商群体不得不围绕着这两个东西做文章，动脑子。于是，中国的文化呈现出两种不可剥离的面貌：一方面是对道德的不断追求，另一方面则是煞费苦心的尔虞我诈。有人评价《资治通鉴》说，里面的人物个个是阴谋家，人人是刽子手。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尽对。翻开《资治通鉴》，那些杀身成仁、可歌可泣的仁人志士也不在少数。道德追求和权谋算计于是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两面，无法剥离，正如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

(责任编辑：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