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里的道德又显得何等虚伪!如果吴起是“残忍薄行之人”,那你为什么一开始还要启用他呢?吴起“母死不奔丧”,是先前的事情,杀妻求将又是刚刚发生的,吴起的表现活生生地摆在了世人眼前,如果用道德或所谓的品质来衡量,鲁国可以弃之不用,用现在的口吻可以这样说:“要做事,先做人。如果你品质有问题,本事再大,我们也不用”。可惜,鲁国并没有这样的志气,更没有如此地真诚,而是显得虚伪和猥琐:在敌军压境之际丝毫没有考虑吴起的道德和品质,而当危机消除以后,就卸磨杀驴,扛起道德的大棒对人进行制裁,可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虚伪性与怯懦暴露无遗。在这里,道德的光环已经褪去,已经被赤裸裸地工具化、手段化,成为人和人之间“斗智”的把手,成为喋血和权谋的借口。至此,中国文化所苦苦追寻的道德理想国在现实操作中彻底完成了蜕变和异化。
吴起是一个善于领兵打仗、治理国家的“智者”,但在人际关系的处理和权谋算计方面好像却不是很在行(从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两个方面好像是互斥的。因为“智力”是价值中立的,无所谓善恶,也不会考虑善恶。而善恶总是在人际关系中显示出来的,总是离不开对人际关系的依赖。因此,一个善于领兵打仗、治理国家的人很少有阴谋家)。吴起功劳大了,就有人算计他。怎么算计呢?叫要找他的弱点,而他的弱点又在哪里呢?在道德方面。结果,公叔就设下一个局,让吴起上套,让他自己显示出自己的道德缺陷——不忠诚。在中国古代社会,忠臣不侍二主,对君主不忠诚则是最大的道德缺陷,也是君主最忌讳的事情。最后的命运必然是:懼誅,遂奔楚。
到了楚国的吴起,也并没有在以往的挫败中吸取教训,而是在楚国推行其“智”。“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鬥之士,要在強兵,破遊說之言從橫者。”在吴起的努力下,楚国富强了,“南平百越,北卻三晉,西伐秦,諸侯皆患楚之強”。可是,他这样做却损害了那些权势贵族的利益,楚之貴戚大臣多怨吳起者。他们不会允许这样一个人的存在,于是想办法除掉了他。
翻开中国历史,那些将“谋国”和“谋身”结合起来的人真的是少之又少!有多少人因为善于“谋国”,但在其立下丰功伟业的同时,也招致了不忘之灾。而另一部分人,明哲保身,处处谨行慎言,如履薄冰,结果虽然能够寿终正寝,但这样的人又能为国家作出多少贡献?
真是历史的悖论!也许,我们仅仅强调道德,只能造就虚伪的君子淑女,而我们放弃了道德,看到的也只能是真实的浪子荡妇。我们是选择前者,还是愿意承受后者,真是一个难题,是文化中的“歌德巴赫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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