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疾病是现代的流行病，估计古代也有，但不过没有发现而已。笔者草草翻阅《资治通鉴》，发现秦始皇的心理可能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不能否认秦始皇的才能，没有才能如何能统一中国，废封建而行郡县，使中国的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帝国时代。但是，秦始皇在历史上却给人留下了“暴君”的形象，严刑酷法，大兴土木，民不聊生，以至于二世而失天下。
　　
　　其实，中国文化的致命的弱点就是，个人的东西太多地参与了国家的管理和历史的进程，他个人的喜怒哀乐，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人的有说有笑，而是代表着国家的至高统治者，代表着国家的走向。我想，如果秦始皇是个普通人，估计我们可能说他很正常，不就是脾气暴躁一点吗？可是，作为君主就不一样了，你就是暴君。从“内圣”到“外王”的外化模式使得个人的品质、私人性的情感成为国家存亡最为关键的因素。于是，一方面，我们把太多的期望寄托于出现“仁君”，另一方面，一旦“暴君”出现，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王朝的大厦坍塌，而无计可施。我们的文化总是把“个人”和“社会”混在一起，个人中有社会，社会中有个人，不能在制度层面上将二者分开，于是，我们的历史总是在那里进行着平面性的朝代更替，演绎着惊人相似的帝国兴衰，而没有实质性地突破。说到底，使制度，走得再远一些，是文化。
　　
　　胡亥是秦始皇的儿子，这是一个贪图享乐的孩子。贪图享乐，对个人来说是一种价值观的选择，本来就无可厚非。就像今天的我们愿意吃得好一些，穿的漂亮一些，享受舒服一些，有什么好批评的呢？但问题的关键是，他的角色是皇上，皇上需要一种能在国家的治理中起积极作用的品质。于是，胡亥不可能是一个好皇上，但我们不能说他不是个好人。他之所以留下骂名，就因为他是皇上。
　　
　　什么时候，个人的一切能和国家的一切分开，什么时候，个人的品质能够不影响历史的进程，什么时候，每个人的角色不是靠品质来维系，我们的文化才能有希望。靠品质不是不好，而是风险太大。既有潜在的风险，也有现实的风险。潜在的风险，靠世袭上来的君主是否在品质和人格上臻于完善，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和选拔的机制，完全是赌博，是靠运气。如果我们把国家的兴衰寄托在运气上，是何等的可怕。更何况，为了能够上位，没有品质的也装有品质，没有道德也装道德，骨肉相残，计谋丛生，充满的仅仅是狡诈，胜出的也未必是道德和品质。这是潜在的危险，那么现实的危险呢？即使那些品德高尚、人格健全的人一旦登上高位，人性在没有束缚的局势中也会堕落。人心惟危，人心的堕落比提升要容易得多，于是，现实也为品质的败坏和人格的扭曲埋下了土壤。
　　
　　更何况那些存在人格缺陷和心理问题的人。其实人格的缺陷和心理的问题和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没有多大关联，这也是前者为什么会称之为“疾病”的原因。试想，一个全国最高的权力者心理上一旦出现问题，会对国家产生什么影响。
　　
　　首先是秦赢政的出身。当年吕不伟把美人赵姬送给异人的时候，这个女人已经怀孕，而生下的孩子就是始皇。这是《史记》和《资治通鉴》都记载的。也是大家所认为的秦始皇时吕不伟的儿子的原因。其实，这个说法未必可信，钱穆先生曾经根据六国年表有过分析，认为这种说法不足信。史书之所以这么说，大概是因为后来吕不韦和太后偷情的事实所作的推测，目的就是毁损秦始皇的形象。别忘了，《史记》是汉朝人写的。但不管怎么说，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吕不韦和异人之间作了一笔大买卖，是“奇货可居”和“谋权上位”之间的交换。试想，在这样一个充满着利益交换，互相利用和算计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心里会受什么影响。什么仁义，什么品质，什么道德，都是王八蛋，所以的一切都是利益的交换。这些东西是否从小就在赢政的幼小的心灵中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