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推崇理性，总是想探究“物”之后的“存在”。自从柏拉图以来，西方人普遍存在着贬低感性，崇尚理性的传统。难怪怀特海说，整个西方文化，不过是柏拉图主义的注脚。比如桌子，决定桌子成为桌子的东西，决定不是物质性的材料（比如木头），而是“桌子”本身的理念。而“桌子”的理念看不到，摸不着，只能靠人的理性来探究，来把握。尽管物质性的材料（木头）对于桌子成为桌子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它只是载体，而不是桌子成为桌子的理由。现实中的桌子必须要有载体，我们谁也没有见过飘在空中的桌子。而理念中的“桌子”却不同，它不需要任何载体，也正因为此，理念才是纯洁的、完美的、高尚的，一旦有了“肉身”载体，就是堕落了。这种堕落和人偷吃了禁果的下场是一样的。人本来生活在伊甸园中，因为偷食了禁果而认识到自己有一个肉体（载体），因此不再完美。所以说，人需要净化、需要超越，需要想尽一切办法摆脱掉这个肉体，进入纯理念的“伊甸园”。
　　
　　西方文化是一个努力摆脱“载体”的文化。所以，西方一直有着严谨的“形而上学”传统，形而上学，按其本意，就是“在物理学之后”，就是把现实世界中的东西都搞明白了，还要去探究这些东西背后的那种神秘的力量和存在。西方人相信这种“存在”确确实实存在着。毕达哥拉斯知道，无论怎么摆弄圆规和直尺，也画不出“理念中的圆”，但他始终在不懈地努力，努力使的自己的“圆”无限制地逼近“理念中的圆”，虽然不能占有真理，但却又不断地追求真理，构成了西方的科学精神。
　　
　　而另一方面，西方人通过宗教情怀不断地向自己的肉体宣战，只有战胜肉体，才能进入天堂。天堂里是没有肉体的，只有高尚的灵魂。人的拯救或者超越不过是摆脱肉体，成为一个纯精神的存在。正如基督精神所阐明的那样：“拯救灵魂必须压抑肉体”。
　　
　　因此，宗教精神和科学精神，看起来是相互对立的，其实其精神实质是相通的。但历史的吊诡在于，科学本来是在宗教中孕育出来的，可是这个衍生出来的东西掉过头来却成了宗教的死敌。科学对宗教的神秘性不断破除，“上帝的存在”一次次地被“证伪”，当科学被奉为神明的时候，它本身就成了宗教。西方文化演进到今天，终于完成了经验向超验的僭越。
　　
　　而在中国文化中却不是如此。尽管《易经》早就说过：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但是，中国人眼中的“形而上”并非探究使得物称为物的原因和理由，所谓“格物致知”、“穷尽万物之性”也不是探究客观事物背后的客观规律，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人世间的道德伦理，在于为人间人伦道德找到所谓宇宙论的基础，从而在真正意义上“贯通天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天人合一”。正因为此，注重道德实践的中国文化使得自然的一切无不打上了道德或者说“人为”的痕迹。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自然的人化”，但这里的“人化”，不是纳入人的意识，从中抽象出客观的范畴或者规律，而是打上道德或者价值的烙印。因此，在中国文化中，我们好像很少能用客观的眼光来看待自然界的一草一木，而是看其后面所代表的意义。正如西方人把超验的东西经验化一样，我们的文化却是存在着把一切经验的东西超验化的倾向。一个自然事物其本身的价值并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其背负的社会价值和文化含义。正如我们上面所提到的那样，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个体的道德实践和社会的等级秩序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血缘伦理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要价值取向，而所谓的道德实践，不过是维护这种血缘伦理的尊严和价值，另一方面，社会等级秩序是血缘伦理的外在表现形式。正因为血缘伦理的重要性，我们才会觉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合理性。而这种社会秩序的上下有差一般会通过一些外在的形式或物件表示出来。比如，礼仪就是这种社会秩序外化的形式，孔子好礼，不过是通过“礼”来强化这种建立在血缘伦理基础上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上下差别往往会通过一些物件来标识。正如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所读到的那样：“蘩樱小物也，而孔子惜之”、“唯名与器，不可假于人”。因为这里，所谓的“名”与“器”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物件了，它承载的内容正是社会的秩序，血缘的亲属和贵贱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