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耐”即无奈、可叹。“倚竹”是个诗歌套语，出处在杜甫的“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写贵家女子生活的沦落和沦落之后保守的节操。而春光明媚也不开门则说明了至少两种可能性：一是她心里不痛快，把自己封闭了起来；二是她心里想着某个遥远的情郎，因为得不到爱情的慰藉，便对撩动的春光也无动于衷了。这女子到底是什么人呢？末句给出了答案：“枇杷花底校书人”，这是用唐代才女薛涛的典故，王建有诗“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女校书”、“枇杷花”、“闭门居”都在王建这首诗里找到了出处。

“校书”本是“校书郎”的简称，是一种官职，通常由有学问的担任，负责校对皇家藏书。李白有个叫李云的族叔就作过校书郎，李白为他写过一首《宣城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其中名句“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尽人皆知。要作校书郎这个官，需要才学，也需要细心，薛涛二者兼备，名气又大，便被当地的长官戏称为“女校书”。逐渐地，这个雅号的使用范围被扩大了，变成了乐伎的代称，就好像我们现在称妓女为副处级干部一样。

这里有一点值得仔细区分，古代的乐伎、歌伎并不是妓女，她们是卖艺不卖身的，对这一点，政策上有严格规定。比如在歌舞业最发达的宋代，如果按照现在的分类，歌伎属于合法的演艺人员。但另一方面，歌伎属于贱民，没有独立的户籍。官伎隶属于官府，属于乐籍；私伎隶属于主人，和牛马猪样一个地位，可以被主人自由买卖，也广为士大夫所蓄养，宋词名家如欧阳修、苏轼等等，概莫能外。

官伎又分几种，大家读宋词和宋史的时候会常见到“营伎”这个词，这不是随军慰安妇，而是特指隶属于地方政府的官伎，其管理机构叫乐营，负责人称乐营将，所以地方上的官伎便被称为营伎。

宋代对官伎是有管理制度的，官员们可以使官伎佐酒，但卖淫嫖娼是被严令禁止的，史料里记载过一些官员因为越界受到惩处的例子，所以有的书里讲宋词多是嫖客写给妓女的美丽情书，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这个官伎管理制度还延续到了后世，比如讲明史的书里提到靖难之变，常说明成祖朱棣把失败的政敌们的妻子、女儿没入乐籍，充任官伎，每天有很多男人兴致勃勃地来轮奸这些曾经的金枝玉叶，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其实这只是低俗小说的亢奋想像，不可当真的，官伎虽是贱民，但不是妓女。

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是“扬州瘦马”，因为《投名状》而尽人皆知，其实“养瘦马”其语其事早在宋代就有了。这些“瘦马”养成之后就被卖为歌伎。卖的时候还要签合同，要经过官方认可，合同有签终身的，也有只签几年的。

官伎不卖身，私伎当中有些则是市井妓女，也有歌伎兼职卖淫的，李师师就是其中的典范。

讲这么多背景知识，是因为这对理解女主角的身份很有帮助。有的注本把“枇杷花底校书人”简单理解为枇杷花底下的读书人，这就大错特错了。文人写东西，对别人的身份经常使用代称，但这个代称一定要非常切合本人才行，不能有一点马虎。比如有人送阎锡山一副对联：“都督阎公雅望，晋国天下莫强”，上联抄自王勃《滕王阁序》里的“都督阎公之雅望”，非常切合阎锡山的身份；下联出自《孟子》，恰合阎锡山的势力范围。相反，如果身份不很切合，就难免受到别人的质疑和批评，比如吴梅村《永和宫词》“汉家伏后知同恨，止少当年一贵人”，这里的典故是：汉献帝的伏皇后被曹操所杀，还有个董贵人也一起被杀，比喻的是崇祯皇帝的周皇后去世之前，田贵妃就已经去世了。赵翼对这句的用典提出了批评：周皇后是奉旨自尽的，伏皇后是被曹操所杀的，两者没有可比性。

换一个角度来想，女校书已经变成了歌伎的代称，如果用这个词来称呼良家妇女，岂不是太过唐突了。就像现在“小姐”变成了妓女的代称，所以人们对年轻女性一般就不再轻易以“小姐”相称了。由此看来，容若这首词里的女主角无疑是一位歌伎，而且是像薛涛一样文化程度很高的歌伎。她会是谁呢？最合理的推测自然就是沈宛。纵然不是沈宛，也只能是个歌伎。

但是，最流行的意见认为词中女主角是容若那位入宫的青梅竹马的表妹，这是苏雪林考证出来的：“但不幸他恋人入宫之后，不等限满出来便死了。她身体本来怯弱，又是个神经质的女性，因倾心容若的缘故，无端遭人嫉忌，被送入那深沉宫禁，虚了鸳盟，抛了凤侣，葬埋了花容月貌，辜负了锦样年华，当然使她万分悒郁。入宫以后的生活又像容若所写：欲问江梅瘦几分，只看愁损翠罗裙……”

看看苏雪林的通篇考证，倒也有鼻子有眼的，但至少对于这首词的含义完全领会错了。“女校书”这个称谓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冠在表妹的头上，“枇杷花”在写实的一面上又是南方的物产，如果表妹真收到这样一首词，恐怕非跟多情的容若表哥掰了不可。

(责任编辑：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