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魏晋士风的文化内涵

魏晋士人的行为范式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们以自己独特的风貌，从一个角度来体现出时代文化的某些侧面，并呈现出时代文化旋律的总体精神。

首先，魏晋士风体现了崇无轻有的哲学思想。

儒道两家的处世思想在不同社会环境中对文人心态的不同影响，是形成魏晋士风的重要原因。作为时代的精英，知识分子常常会超越历史，去观照和反思人类的普遍命运。而魏晋却是一个风雨飘零，杀机四伏的时期，司马氏篡权，大开杀戒；两晋后党乱政，八王生乱，内乱、异族入侵，频繁的王朝更替，士族各集团之间明争暗斗，使士大夫知识分子朝不保夕，随时有杀身之祸，个人生活犹如风中之烛。士大夫之族，为全身远祸，思想上倾向老庄，高谈玄理，远离派系之争，玄学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保护伞。而统治阶级为了消弥士族之间的尖锐矛盾，也试图用无为而治来稳定政治局面。只言玄理，不谈政治成为魏晋时尚。这有利于消解士族阶层的政治热情，从而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因此，魏晋朝廷都褒彰清谈，连皇帝大臣也身体力行，崇尚清谈成为社会风尚。

清谈就是辩析名理，标榜玄虚，其思想内核是老庄哲学，以《老》、《庄》、《易》“三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老子的以无为本的宇宙观，成为魏晋玄学崇尚玄虚的哲学和思想基础。《世说新语》涉及《庄子》的义理成分较多，庄子标榜的“无所待”的逍遥哲学最能契合魏晋士大夫那种追求无拘无束、自由浪漫的精神，“贵无”思想的奠定了玄学的理论宗旨，也成为魏晋士人的思想基础。

“贵无”的思想更重要的价值是被魏晋士人体现于日常的生活之中，他们推崇具有“中和之质”和“平淡之味”的人物，并且执着于这种无限境界的追求。谢安非常看重褚裒，说：“褚季野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1]（《世说新语•德行》）在谢安看来，言与不言这种有限的东西无关紧要，而具有四时之气这一无限的精神境界，才是至关重要的。谢安本人的许多轶事，最能体现这样的境界。谢安的夫人在教育儿子时，责备丈夫不教育孩子，谢安回答“我常自教儿。”[2]（《世说新语•德行》）我每天都在教育孩子，只是你看不出来罢了。这种以身教子的行为本身就是一门优美的艺术。

魏晋名士崇无轻有的哲学思想落实到政治上，就是主张不应受虚伪的礼教束缚而顺乎自然。正像阮籍所言：“礼岂为我辈设也！”[3]因而，在魏晋时期涌现出许多不合礼法却饶有情趣的事：王澄调任荆州刺史，当朝中要员及时贤前往送行时，王澄却脱衣上树，掏取鹊巢，把玩鹊子，且“神色自若，旁若无人”[4]（《世说新语•简傲》）；王献之不识主人，却不打招呼，去游顾氏园，还恣意评论，主人顾辟疆谓其“非礼非道”，而王献之却不屑一顾，满不在乎[5]（《世说新语•简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