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魏晋士风表现的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重视。

东汉末，政治黑暗，战乱频仍，士人们既感到追求功业无望，又深虑生命易逝，人生苦短。当年两汉文人那种对社会的责任感，对于创建功名的事业心，在魏晋士人们身上日趋淡薄，而他们对个体生命的意识却愈来愈强烈。汉末古诗中充满了“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6] 的悲哀，正是这种个体生命意识的反映。人们一旦意识到生命的有限，其现实的生活感就会随之增强。虽然建安时代的曹氏父子及邺下文人继承了两汉士人的政治热情，有理想、有抱负、有才干，也曾有过一番追求功业的慷慨激情，但曹魏王朝的短促命运，魏晋禅夺的血腥杀戮，使曹氏与诸子的功业显得苍白无力。因而魏晋士人对于身后之名也就比较淡漠，汉末以来对于现实人生的追求，对生命和价值的追求日益成为他们生活的根本。

魏晋文人更多地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他们从根本上鄙弃传统儒生所热衷的那个社会秩序。他们本来对生活十分热爱，可是生活却被那些自称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搞得一团糟，他们对生活的热爱也就不得不以相反的面貌出现。他们最不能接受的，是要人们违背自然之“道”，人为改变世界的本质，而是主张以审美、游戏的态度去观照和玩味生活，并思索和寻求作为自由人的个性价值。如前所述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在其充满诗情画意的故事中，主人公想睡就睡，想起就起；或酌酒，或咏诗；兴起则棹舟访友，兴尽则不见而回。多么潇洒抒阔，何等轻松自如！这是一种兴之所致的行为，是个体生命价值的充分实现。

这是一次人的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是在从鬼神迷信到道德节操的怀疑和否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是从两汉繁琐经学、虚伪名教和迷信谶纬之中解放出来的，表现了对自我的独立的意义和价值的推崇。正是在这种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中，才有了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才有了“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7]的感慨。我们看到的似乎是魏晋士人在贪图享乐、腐败、堕落，其实，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因而人物品评，看重的就是个人的价值，独特的个性，超群的容貌、智慧、才情和风度。

再次，魏晋士风体现了魏晋士人审美性的人生态度。

汉末的动荡，使得人们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受到严重威胁。这不仅是对传统的儒家思想的讽刺，也给魏晋文人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创伤，迫使他们重新思考人生，思考自我与环境的关系。在哲学思想上由对世界宇宙论的认识，转入对构成世界的本体论的探讨。既然人是世界的本体，那么任何束缚、钳制人的因素都应排除，人的异化就应消除，达到个体的自由和无限。如果还象儒家鼓吹的那样，以积极入世的态度去扮演角色，只会愈演愈苦。而像老庄那样清静无为，以超然出世的态度对待生活，则不仅可以使烦恼得到解脱，而且还能获得美的享受，这就是魏晋士人审美的人生态度。

这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必须以排除功利目的和个人需要为前提，首先它意味着对伦理和功利的人生态度的否定，魏晋士人意识到传统的礼法是自己审美人生态度的最大障碍。因而才有阮籍所言的“礼岂为我辈设也？”[8]有了这种对传统礼法道德的彻底背离与摈弃，才有可能站到人生审美的席位上。随之就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根本对立，传统礼法认为的至高无上的东西，在信奉老庄思想的魏晋文人眼里变得一文不值，他们而是以美为价值取向，摆脱有限的功利目的的束缚，获得精神的自由与愉悦。

因此，魏晋文人一方面把生活作为审美对象进行艺术观照，从中体味和探索人生的内在意蕴；另一方面从事着艺术化、审美化的生活实践。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9]（《世说新语•言语》）。支道林常养马数匹，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 [10]（《世说新语•言语》）。长于观照人生的魏晋人，从审美的高度上把握生活。如前所述，华林园的风景对一般人来说也许看过就忘，印象不深。可简文帝却自比庄子居于其中，以艺术家的眼光品玩这鸟语花香。支遁畜马，也并非为了驾驭或坐骑，而是从马的“神韵”上体味出人生自由的意义。孙子荆最敬仰的王济死时，孙子荆对亡友的悼念，就是在灵床上学王济生前最爱听的驴叫声[11]（《世说新语•伤逝》）。魏晋文人那种自由洒脱，清远玄澹、超尘绝俗的审美性的人生态度，在人格个性长期受到压抑束缚的封建时代树立了一座丰碑，代表了中国人文精神世界中富有诗意的审美境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