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说，这首詩当然比不上“枫落吴江冷”绮秀隽永，而且正如一些人所尖锐批评的那样，有模仿痕迹——其实，有些“模仿”也无伤大雅，古往今来多少诗文都有袭用前人的痕迹！胡氏称赞其“杰作”还是有其道理的，叶嘉莹大教授说得好，诗的好坏关键在于有无生命、感情的感发。这首诗写于贞观十八年，那正是贞观之治的顶峰时期，辉煌的帝京凝聚了贞观之治的伟大成果，无与伦比，李世民为之出生入死、宵衣旰食，奋斗了大半辈子，他怎能不无比骄傲自豪呢！这诗正是他蹈厉奋发的生命与舒畅涵泳的激情的感发，诗中“雄”、“壮”、“绮”、“遥接汉”、“迥凌虚”等词，十分精当的表现了这些情感。

大明宫的层阙高耸入云，作为天可汗（西北各少数民族贞观四年拥推李世民为“天可汗”）每天就在这里“君临天下”。傍晚，李世民站在楼厅前，推开花窗，透过烟霞，看眼前宫殿嵯峨，城下栉次鳞比，远处山河无限，他的目光常久久停留在云天之间……

据说大明宫是李世民从私帑里掏钱建的，原是为其父修建休养避暑的夏宫，但是还没建成，李渊死了，大明宫就变为政治文化中心，象征着贞观的辉煌。从他对宫殿的夸饰中我们似乎没有看到他对此的自得，但诗前的“序”明白地说出诗篇所言之志。

《帝京篇》组诗前的《序》，大意如下：

朕在日理万机余暇，游览、止息于文章典籍之中。看列代的帝王，轩辕、伏羲、虞舜、大禹以上，朕确实不能与之同列。至于秦皇、周穆、汉武、魏明等人，峻宇雕墙，穷侈极丽，九州无法满足其要求，四海不能供给其欲望，他们最终灭亡了，也是难免的。朕追踪百代帝王之后，向往那明达而有才智之先哲。希望能以尧舜之风，荡涤秦汉之弊；用古代圣君那样的雅乐，改变那些靡靡之音。所以十分重视从经籍与先贤中学习文教武功。建筑物只用来避燥湿，钟磬之类只求能通神明，皆节制于中和，不让自己放纵。……放弃朴实而追求浮华，乱于大道，君子耻之！因此作《帝京篇》，以表明朕之雅志。

组诗共十首，后九首分别描写“观坟典”、“阅武功”、“悦雅音”、“追逸趣”、“游禁苑”、“玩琴书”、“饮玉酒”、“赏宫舞”等生活情状及其感悟。这组诗尽管构思没有特别超迈精辟之处，格调形式也未完全挣脱齐梁陈隋以来五言宫体诗的影响，但是结合当时的历史状况来读，我们可以感受到全诗气象恢廓，生机蓬勃，让人深切地感受到李世民荡涤旧弊的情志与励精图治的精神，不失为好诗，尤其是第一首。

对唐诗，《帝京篇》及《序》有特殊的价值与影响。南北朝以来，靡丽的文风沿袭不断，齐梁及隋朝，更是浮靡、淫放，隋炀帝杨广与其周围的侍臣文人崇尚这样的文风，喜欢写些宫体诗。唐初诗人多数是隋朝旧人，当然是余绪不断。李世民有志于改变这种风气，他在序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要“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的“雅志”。《帝京篇》这组詩，就体现了他这一雅志。

什么是“宫体诗”？历来各家的概念不一样。唐初魏征的《隋书•经籍志》说：“梁简文帝在东宫的时候，也爱好诗歌，常常巧制华丽的辞章，写些衽席之间的事；雕琢繁缛绮巧的辞藻，极写闺闱内情。后生好事，跟着互相仿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这恐怕是当时以及现在多数人对“宫体诗”的看法，即指以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詩，不同于一般的宫廷詩。如《初宵看婚》、《巫山高》、《咏花烛》、《咏内人昼寝》等，齐梁遗风的典型例证，正所谓“靡靡之音”。入唐之后诗人们对之是什么态度？李世民早年曾经作过试探：有一次，李世民自己试作了一首宫体诗派人送给大臣、著名诗人虞世南，令他唱和。不一日就收到他的回复。打开一看，不是和诗，而是一份表章。虞世南奏道：“圣上之作确实十分精巧，只是体式并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盛焉，臣担心此诗一传，便会风靡天下。如果形成轻薄浮艳的文风，于国不利。圣上嘱令微臣赓和，臣下未能遵旨，反倒送给圣上这样狂侼的谏章。臣甘愿领罪。但从今以后，更有此类詩文，臣当继之以死相谏，请赐不能奉诏。”李世民看了后心里嘀咕道：“这倔老头，难道真不怕死？”第二天见到虞世南，李世民笑对虞世南说：“爱卿不必介意，朕不过试试爱卿而已。”下令赐绢五十匹。几辆驴车驮着绢匹伊伊呀呀唱向虞府，好不荣耀。

过几天，李世民与侍臣谈论此事，李世民说：“朕在空暇时，常与秘书监虞世南商讨古今。朕有一言之善，虞世南无不喜欢；有一言之失，虞世南未尝不怅恨。”接着他讲述了自己“戏作”宫体诗，虞世南准备“以死相谏”之事，说：“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治！”他又向虞世南问道：“朕又有了一首宫体詩，卿能继之以死否？”

虞世南原是隋朝著名诗人，唐初宫廷诗坛的代表人物。从前他也写过一些宫体诗，入唐之后还写吗？李世民要改变文风当然想摸清这情况，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作一番调查研究”，进行“火力侦探”，这是很正常的。他这一问，就逼着虞世南对诗风问题进一步发表自己的看法了。显然，李世民这两次的试探都是一种政治行为，他本身对宫体诗是完全否定的，而且是从“治天下”的高度来看这件事。李世民反对淫靡文风，态度十分明确。在他所留世的诗作中也找不到宫体诗。

李世民虽然反对靡艳文风，力主改变齐梁以来重文不重质的艺术倾向,但他并不反对艺术形式的美,而是主张在尚质的同时关心文饰。他对艺术形式的爱好似乎是过头了一些，所以也被文评家反复批评过，明人胡震亨对他的评价算是比较公允的，就这样说：“太宗文武间出，首辟吟源。宸藻概主丰丽，观集中有诗《效庚信体》，宗向微旨可窥。然如‘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昔乘匹马去，今驱万乘来’，与风起云涌之歌，同其雄盼，自是帝者气象不侔。”这里，胡氏一方面赞扬李世民“文武间出，首辟吟源（犹言开辟诗歌创作的一些源头）”，说其“一朝辞此地”等句与汉高祖《大风歌》一样雄迈可观，“自是帝者气象”，并无差别；另一方面，批评他的缺点，主要是辞藻丰丽，说是从唐太宗诗集中有《效庚信体》⑴就可以看出这种倾向。其实，略有左或右的倾向不是主要问题，重要的是，唐太宗的这种文质兼美的文学思想，为唐诗追求艺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起到了先鞭作用,也为唐代文学走向繁荣奠定了基础。

他的诗以歌功颂德为主要内容，这与唐王朝蓬勃向上的国力相一致，是时代的要求，有一定的合理性，《帝京篇》就是代表作。

描述各地巡幸畋猎生活的篇什也不少，如《幸武功庆善宫》、《入潼关》、《于北平作》、《出猎》、《冬狩》等；更多的是写景抒情、即事咏怀之作，如《辽城望月》、《还陕述怀》、《过旧宅》等。这几类诗，尤其巡览、述怀之作， 因其意蕴深厚，“自有帝王气象”而受到了史家的好评。

《经破薛举战地》是其中最好之一。贞观二十年（646年——括号内为公元纪年，下同。）李世民亲征辽东，八月，回师经陇州扶风。二十九年前，他曾在这里与陇西割据势力、“西秦霸王”薛举进行过激烈的战斗。当时他才十九岁，英气勃发，心高志洁，帮助李渊南征北战，一心要统一中国，结束群雄割据局面，实现自己名字所标示的愿望：济世安民。李渊当时刚刚占领长安，薛举带领十万之师气势汹汹杀到渭水来，要与李渊争夺江山。这是个决定李唐阵营生死存亡的战略之役。李世民奉李渊之命，提戈持节，率师奋勇迎战，锋芒所向，有如惊电骤起，其势如长河奔涌，一泻而出。杀得敌人营碎阵卷，有如落星沉落，横云断裂。李世民他们斩首万余人，大获全胜。这一战，薛举气焰收敛不少，李唐势力扩充到陇右一带，关中进一步稳定。

第二年，薛举死了，其子薛仁杲继位，又带兵来犯。李世民继续挂帅迎敌。他不愧为高超的军事家，精明地运用战略战术，避敌锋芒，选择有利战机，诱敌深入，三面夹击，杀得敌军鬼哭狼嚎，丢兵弃甲，全线崩溃。李世民身先士卒，冒险率少量亲兵乘胜追击，直逼薛仁杲城下，竟使薛军溃兵不敢回城集结，随后唐兵大军压境，终于迫降了薛仁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