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斯人斯文在当世已成奢望。“一自金驼辞汉后，曾共楚囚相向。” 金驼应指铜驼，晋陆机《洛阳记》载：“洛阳有铜驼街，汉铸铜驼二枚，在宫南四会道相对。”“二枚”不大符合现代汉词的描述方式，还是直接说两座吧，两座铜驼巍巍然、赫赫然矗立在皇宫外的官道上，跟《红楼梦》中的那块通灵石头可有的一比，都曾经眼万千繁华。“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值千金，披服丽且鲜。”这样一幅蒸蒸日上的生活场景想来是铜驼最爱。然好景不长，《晋书·索靖传》云：“(索)靖有先识远量，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此话竟比电视台的天气预报还要准确。不久后战乱迭起，两座辉煌一时的铜驼果真被抛置到了一堆乱糟糟的荆棘丛中。它们那个沮丧劲呵，不恨妖女少年吾不见，连个收荒货的也都见不着了，从极乐而到极悲，委实喑哑得可怕。但为何不说“金驼辞晋”却道“金驼辞汉”呢，这清清楚楚是一段晋末的历史嘛，莫不是作者笔误？非也。“金驼辞汉”还真不能换为“金驼辞晋”，作者眼明心细，一个“汉”字足以代表整个汉民族，换为“晋”字意义便缩小了许多，且显得泥古不化。明朝被夷族满清取代，“辞汉”岂是随手拈来？何况这个“汉”字恰与相隔不远的“楚”字一呼一应，楚汉相争是人尽皆知的史实，由此史实联想到明清相争，这就再是自然不过。但“楚囚”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楚囚”始见《左传·成公九年》：“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从此俘虏又称楚囚。切，戴着“made in Chu state”的冠帽坐牢，倒真有几分楚楚可怜的味道呢。在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言语》中又有这么一段记载："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此句劈面断喝实在精采绝伦。国难当头却只知道流一通不值钱的眼泪，这跟束手就擒的白痴俘虏有什么分别？！

然而沉勇睿智一如王丞相者毕竟凤毛麟角。更多的人遇此大变，除了张皇失措茫然对泣外又计将安出？ “司马青衫，内家红袖”，此为酷似楚囚的两种典型。“司马青衫” 语出白居易的《琵琶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内家”乃指皇家内廷，旧小说里挺热乎地称皇帝为官家，词牌中亦有《内家娇》之名。“内家”与“红袖”并立，是说红袖出自深宫。昔德佑二年宋亡，有个名叫刘清惠的前朝昭仪随同数以千计的宫眷被金兵驱赶北上。金人李天民在《南征录汇》中有载：“原定犒军费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须于十日内轮解无阙。如不敷数，以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宗妇一人准银五百锭，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贵戚女一人准银一百锭，任听帅府选择。”由此可知，王清惠也是宋朝皇帝为了“犒赏”金军而被折银变卖的“流动资产”之一。在那样一个耻辱到无以复加的背景下，连金枝玉叶的公主（帝姬）充其量也不过值银千两，区区一个王清惠又怎能反抗被卖被俘的命运呢？这位曾经深受皇恩的内家红袖在北上途中有感云泥之别而哀恸欲绝，写下了一首千古传唱的《满江红》：“太液芙蓉，浑不似、旧时颜色。曾记得、春风雨露，玉楼金阙。名播兰馨妃后里，晕潮莲脸君王侧。忽一声、颦鼓揭天来，繁华歇。龙虎散，风云灭。千古恨，凭谁说。对山河百二，泪盈襟血。客馆夜惊尘土梦，宫车晓碾关山月。问嫦娥、于我肯从容，同圆缺。”

莫要走远。青衫与红袖纵使洒泪成河也无济于事。文人嘛，无论“自命风骚将”还是“意气悲壮”，都不足以成为天下兴亡的主宰。难怪作者会在另一首感遇词中扼腕浩叹——“恨相如太白，未是奇才。”文人骚客满心的悲凉与红袖女儿的怨愤似乎别无二致，是一种回天无力、苦不堪言的“此地空惆怅”。

读词至此只觉废然无味。怎么能够写成这样呢？从山中高士的狂放不羁到金驼楚囚的凄其惨伤，从司马青衫的挥泪如雨到内家红袖的空自惆怅，风啸雷鸣的心气渐低渐沉终至暮色四合，这固然反映了作者的矛盾纠结，却何苦累得读者没劲没盼呢？别急，且看他如何收拾残局。“花奴打鼓，声声唤醒瑜亮。”只用了点石成金的十个字便救活了全场。“花奴”是唐玄宗侄子李琎的小名，李琎的羯鼓为当时一绝，在宋代乐史所著的《杨妃外传》中曾以淡笔带过这样一桩趣事：“玄宗尝谓侍臣曰：‘速召花奴将羯鼓来，为我解秽。’”。又道：“贵妃见苑中花未发，命羯鼓催之，桃杏俱放。”羯鼓本为一种源于西北少数民族的乐鼓，以音色高亮、节奏激切为其特色，不仅用作寻常演奏，甚至被搬上过一鼓作气的战场。以花奴这样技艺精深的行家来击打羯鼓，这鼓声能不催醒千红万绿、锦样春光？这鼓声能不惊动诸葛孔明、年少周郎？天空暗淡，益发需要熠熠生辉的明星；民生多艰，更加渴求匡时救世的人杰。行文至此，方不负了词牌中的“念奴”二字。好个名不虚传的女高音，直唱得狮腾虎跃，凤翥龙翔。

（责任编辑：文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