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固然可以说宝钗与黛玉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性格，同样，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宝钗与黛玉代表了两种心理机制、流露了伟大作家对于这两种心理机制的敏感、理解、惶惑与遗憾呢？严格地、现实主义地说，一个人的心理机制很难片面而又高度发展到宝钗或黛玉这种程度的。两个女孩子是很难聪明美丽、各具特色、难分高低到钗黛这种程度的。《红楼梦》中的宝钗、黛玉，与其说是照实记录，不如说是写意传神的眷恋与寄托，归根结底是抒发了作者的心曲：悲其金而悼其玉，既是悲悼现实生活中或有的金与玉的原型，更是悲悼作者对于人生、对于女性美的理想，而这种理想本身就不是单一的与纯粹的，而是充满内在的矛盾与选择的困惑、遗憾的。宝钗与黛玉之间的疏离、对立、友爱（谁能否认她们之间特别是经过了一段磨擦较量以后，建立了相当不错的友谊呢）既是两个人、两种性格之间的纠葛，又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的两种心理机制、两种自我导向的相重叠、相分裂、相冲突的写照，从而是作家对于人性女性的理想与理想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现实与现实之间的种种观感、种种思索、种种追忆与幻梦的奔突、融解与泛滥的写照。

薛宝钗精神

薛宝钗体现的是一种认同精神：认同于已有的价值标准系统，认同于孔老夫子谆谆教导的　“礼”的即秩序、服从、仁爱的原则，认同于人际关系的平衡与实利原则。薛宝钗体现的又是一种理性的、冷静到近于冷峻的自我控制即“克己复礼”的精神。诚于中而形于外，薛宝钗的表现堪称是（那时候的）文化理想的化身：进退有据，刚柔得度，行止得体，藏用俱时。这实是一种政治家的素质，能令人联想到范蠡、张良、萧何、魏徵而远远高明过商鞅、吴起、伍子胥、韩信之辈。我们完全可以出自反封建的热忱而将这种文化理想贬得一文不值。我们可以诛薛宝钗之心，斥之为伪，声称“我不相信”，而且旁人难以为薛宝钗辩护。刘备、宋江，表现得越是理想越是要被斥为伪、被讥为刁买人心，这既说明了人心真伪之难辨，也说明了越是完美的理想越是难于令人接受它实行它的可信性。“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老子的名言不知道是否可以在这里得到一些印证。我们也完全可以为宝钗的超人般的精明、城府、冷静而感到疏离、反感乃至毛骨耸然。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社会生活中，在哪怕是夫妻、父子、兄弟、在两个人或多于两个人的相处中，如果没有起码的理智和自制，如果没有起码的薛宝钗精神，如果实行绝对的不折不扣的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么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就很难有哪怕是一小时的平稳与和谐。我们还不能不承认，如果拒绝丝毫的认同，一个人很难正常地生活二十四小时而不自杀也不发疯。包括作为对立的另一极写来的林黛玉，也不是全无薛宝钗精神：请看，林妹妹初进贾府，她不是也只得随和着些，连每饭后必过片时方喝茶的习惯规矩都改过来了吗？当林小姐因为引用了不该引用的闲书（涉嫌黄色吧）上的语词并因此受宝姐姐的教育帮助的时候，她不也是虚心接受而衷心感激的吗？我们可以抱怨薛宝钗的人性的深藏，却不能不承认正像任性是一种人性的表现方式一样，含蓄、克制、冷静计算，乃至为了某种道德、文化、功业的要求而压抑牺牲一己的生理欲望也是一种人性的层面表现，哪怕称之为人性的变异。变异也是人性，谁能论证人性只有一种模式而且是不可变异的呢？只有承认薛宝钗式的心理机制同样也是人性的一个层面，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可能性，才能解释古今中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道德家、谋略家、智者、禁欲主义者，也才能解释我们为什么说薛宝钗也是理想了。

（责任编辑：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