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强此弱彼，有得有失

　　罗贯中在描写《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时，以历史人物刘备为原型，同时根据封建时代广大民众对政治家的选择，根据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审美倾向，着力突出其明君形象，而有意淡化其枭雄色彩。

　　首先，作品多方表现了刘备的宽仁爱民，深得人心。《演义》第1回，写刘关张桃园结义，其誓词便赫然标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八个大字。这既是他们的政治目标，又是他们高高举起的一面道德旗帜。从此，宽仁爱民，深得人心就成了刘备区别于其他政治集团领袖的显著标志。他第一次担任官职――安喜县尉，便“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督邮索贿不成，欲陷害他，百姓纷纷为之苦告（第2回）。此后他任平原相，已被誉为“仁义素著，能救人危急”（太史慈语，见第11回）。陶谦临终，以徐州相让，刘备固辞，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州，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12回）曹操擒杀吕布，离开徐州时，“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第20回）这表明他占据徐州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已深得民心。在他又一次遭到严重挫折，不得不到荆州投奔刘表，受命屯驻新野时，他仍以安民为务，因此“军民皆喜，政治一新。”（第34回）新野百姓欣然讴歌道：“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第35回）

　　从建安六年（201）到十三年（208），刘备寄居新野达七年之久。在他辗转奔走的前半生中，这算是时间最长、相对安定的一个时期。在此期间，刘备对自己的政治生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并接受“水镜先生”司马徽的批评，一面把人才置于战略的高度，努力求贤；一面更加重视争取民心，为重新崛起准备条件。当曹操亲率大军南征荆州，刘琮不战而降之时，刘备被迫向襄阳撤退，新野、樊城“两县之民，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号泣而行。”到了襄阳城外，刘琮闭门不纳，蔡瑁、张允还下令放箭。魏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开了城门，放下吊桥，大叫：“刘皇叔快领兵入城，共杀卖国之贼！”刘备见魏延与文聘在城边混战，便道：“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愿入襄阳。”于是“引着百姓，尽离襄阳大路，望江陵而走。襄阳城中百姓，多有乘乱逃出城来，跟玄德而去。”（第41回）就这样，在建安十三年秋天的江汉大地上，刘备带领十余万军民，扶老携幼，含辛茹苦，上演了“携民南行”的悲壮一幕。如此撤退，显然有违于“兵贵神速”的军事原则，对保存实力、避免曹军追击十分不利。故众将皆曰：“今拥民众数万，日行十余里，似此几时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敌？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刘备明知此言有理，却泣而拒之曰：“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行至当阳，果然被曹操亲自率领的精兵赶上，十余万军民顿时大乱。刘备在张飞保护下且战且走，天明看时，身边仅剩百余骑，不禁大哭道：“十数万生灵，皆因恋我，遭此大难；诸将及老小，皆不知存亡。虽土木之人，宁不悲乎！”（同上）这一仗，刘备在军事上一败涂地，而在道义上却赢得了极大的胜利。这种生死关头的自觉选择，在《三国演义》写到的各个政治军事集团领袖中是独一无二的，决非一般乱世英雄的惺惺作态所能比拟。从此，刘备的“仁德爱民”更加深入人心，并成为他迥别于其他创业之君的最大的政治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