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传统社会“和一”之道的首要方面，无疑是为社会等级制的不变性作论证的。所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荀子·王制》）。在此“始终”不变的“大本”指导下，“贵贱杀生与夺一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同上）。不论是社会等级、家庭伦常还是生产经营的职能分工，在荀子都是发明的同一个上下等级的道理，这可以说是从管理组织的角度为等级专制的社会制度作论证的。事实上，中国的君主专制社会也正是以此为最高的组织原则并历久不衰的。

 

但另一方面，“和一”也表现在国家的行政和经营管理活动之中。统治者在建立国家以后，必须要“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天官冢宰》，《周礼注疏》卷一）。《周礼》认为，人世间的管理机构是仿照天道流行的仪轨而设置的，故有天地和四时之官即所谓六卿，其中“天官主治，地官主教，春官主礼，夏官主政，秋官主刑，冬官主事，六官官各六十，则合有三百六十，官官各有主，故言百事举”（同上）。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分工，官吏的分工主要是按各自的职守即管理工作的社会功能进行的。而人民的分工则主要按经济门类和生产特点进行行业性和地域化的分工。故又称：“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蕃鸟兽。五曰百工，饬化八材。六曰商贾，阜通货贿。七曰嫔妇，化治丝枲。八曰臣妾，聚敛疏材。九曰间民，无常职，转移职事。”（《大宰之职》，《周礼注疏》卷二）在这里，既有纵向的上下级之间的职能分工的协调，也有横向的每一级的不同行业、部门的有序管理，从而使上下左右都有确定的分工和协作的关系。如此之和谐组织，使各有其职又能相互协作配合，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就能正常运行。

 

在传统中国，整个国家是一个大的系统。这个大系统主要依靠上下等级职能的分工协调来维持的。它包括君主——中央及地方官吏——庶民百姓三个大的等次，每一等次都有各自特定的职守，既不能够僭越，也不应越俎代庖。如此的组织与系统是保障实现和谐目标的有效手段，组织管理与目标管理是密切结合的。董仲舒称：

 

圣人之道，众堤防之类也，谓之度制，谓之礼节。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乡党有序，则民有所让而不敢争，所以一之也。（《春秋繁露·度制》）

 

这里的等、制、住、序、让作为国家的基本“度制（制度）”或“礼节”，都是实现“天下”和谐或和一目标的手段。当然目标和手段又是相互发明的，相对于一切具体的制度手段而言，和谐无疑是期望实现的理想目标；但和谐本身并不直接意味着国家的富足和人民生活的幸福，故相对于后者，和谐又具有实现国富民强的手段的意义。目标和手段对于和谐来说，形成为步步推进的相互连锁关系。

 

《礼记·大学》为后人提供了一个终极目标的框架，即儒家学者所期盼的治国平天下。这里所谓“平天下”或古人心中向往的太平盛世，其实就是“天下”的和谐安定。至于现代国家管理最为重要的目标——经济的繁荣增长，在古代社会并不是必需的考量。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为本，传统农业耕作的特点和农耕文明的生活氛围，决定了生产生活的平衡性和可持续性是一个常量，它本身不能提供财富增长型社会所必需的经济基础，所以作为《大学》理想目标设计的“平”天下，是不包含富天下的内容的。

 

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推导看，其基本模式是自我向外推广，由独善其身走向兼善天下，即由小而推大。传统儒学的这一基本立场，到了宋明理学有了新的发展，学者的视野已是立足于宇宙本体而将整个天下国家缩小为一家了，原来的由小而推大变成了由大而会归小。如北宋张载从气本论出发考量人物之性，将天地君臣万民的关系演变为同一家庭内父母兄弟的关系，人类都是我的同胞兄弟，万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民胞物与”，从而使治国变成为治家，在《大学》尚存在的“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的治家与治国之间的矛盾，已经从根本上被消解。一国是如此，一个地区、一个企业就更不例外：“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大学》）如此一种理想的内圣外王模式，或曰由独善其身到兼善天下的“直通”的理论架构，在《大学》只是应当如此而非必然如此，《大学》并没有也不可能为其实现的可行性或可操作性提供证明。

 

适应于治国平天下的和谐总目标和农耕文明的循环经济基础，儒家和一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信守均平的处事原则。均平既是和谐的具体操作手段，又是和谐在经济社会生活中追求的目的。孔子当年，曾极力阻止冉有和子路帮助季氏伐颛臾。季氏攻打颛臾可算是一项风险型决策，其目的在通过攻打颛臾国来扩大地盘并进一步削弱鲁国君主的权力。而孔子在自己的反对意见中，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治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他说：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

 

孔子治国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国家的安定和谐，而要实现国家的安定和谐，均平是一个基本的手段。处在物质财富相对匮乏时代的孔子，并没有绝对贫困的概念，他的思想中只有相对的贫困。在相对贫困状态下，人们的生产生活可以继续维持，故根本的问题不在于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在于分配过程中的贫富不均。贫富不均的后果是很容易估计到的，贫富不均——人心不安——社会动荡，如此的推导是具有说服力的。

 

那么，既然贫富差别说到底是社会动乱之源，就应当通过国家调节即均平的手段实现社会的和谐。即从正面看，一均一和就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法宝。当然，均平的手段只适用于经济而非政治，政治的和谐必须要通过亲亲、尊尊的秩序来加以维护。

 

对于如此一条通过均平的手段走向和一的道路，后来成为儒家根本性的思想指南。孟子推进孔子仁学而倡导仁政，仁政的基本经济关系是建立在井田制的基础之上的，而井田制就是从经济制度上确保均平的原则。汉初董仲舒大力呼吁抑制土地兼并，他所提出的解决“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的严重贫富不均的根本措施，就是带有强制性的均平的原则。直到明末清初，颜元疾呼“经世致用”，但他提倡并具体设计的经济政策仍然是坚守均平。

 

可以说，均平作为价值手段和目标的综合体，既充满了理想化的色彩，也是经济和谐在古代社会唯一可以尝试的形式。从天子、百官到万民，两千多年来，均平始终是调节社会严重两极分化的一个理想坐标和最后的手段。但是，由于均平原则以及它所要达致的和一的目标并不包含发展和效率的内容，不鼓励物质财富的增长，也没有共同富裕的概念，其消灭或制止贫富两极分化的美好愿望只能陷于空想。而且，传统社会的均平和一观只是静态的消极调节，由此形成的平均主义的思想惰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古代社会的均平观重在可持续性而非发展性，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则是可持续发展的整体，立足静态均平的传统和谐观需要添加进发展和动态的内涵。这既从根本上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要求。也是采用积极的手段促成全社会和谐的根本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