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说，看到“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固然是重要的，但不能因此而忽视了“同”还有同心同德和上下一心的积极蕴含。《尚书·泰誓中》载有周武王所说“予有乱（治）臣十人，同心同德”之语，后来孔子曾专门引述过武王这一段话的前半句。“同心同德”虽然没有提及，但孔子称颂“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显然是肯定周武王君臣上下的同心同德的。这说明倡导“和而不同”与要求同心同德并不矛盾，和谐的观念并不必然将同排斥在外。以和兼同的“和同”之道，事实上是儒家和谐观的重要内容。

 

由和一、和同去阐释和谐，说明和谐观或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以国家民族的上下协同一心、同心同德为特色的，同时也与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共同追求和最终目标——“天下为公”的“大同”有了衔接的可能。在这最高的大同境界层面，和与同的区分已经没有了意义，因为大同本身就是最大的和谐。

 

“大同”虽然出自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但它却不是儒家独有的理想，实际上它可以看作是托名孔子的先秦诸子理想目标的集中概括。大同理想目标往下，可以分解为具体的阶段性目标或子目标，而这些子目标，其实也就是大同之道的实际构成内容，譬如财力共享、社会分工、人才选拔和讲信博爱等。当然《礼运》并没有也不可能提出进达大同应当如何操作，而是以为大同只是已经逝去的上古社会的情景写照，在此之后则是“小康”。“小康”社会的运行机制是以礼义法度规范管理国家的秩序。但由于幽、厉以后，夏、商、周三代的礼义都遭到破坏，社会进一步倒退，“小康”也就不是存在的现实而是追求的目标。社会发展目标的现实选择，是首先争取实现小康。

 

在礼义制度调节下的小康社会，实际上就是“和一”、“和同”的和谐社会，所谓圣人“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礼记·礼运》）也。在这里，人道之讲信修睦、夫妇长幼，天道之阴阳交会、四时代谢，都是一个和谐有序的协调统一过程，或曰天地人和一、和同的过程。其制度化保障就是礼义的贯彻施行。

 

当然，古人之和谐社会也有不通过礼义或仁义来实现者，这即道家的“和同”和谐观。道家虽然并不一般反对仁义，但仁义毕竟是道德离散之后的产物，而“和同”的位阶则高于仁义。《淮南子》云：

 

今夫积惠重厚，累爱袭恩，以声华呕苻妪掩万民百姓，使知之欣欣然，人乐其性者，仁也。举大功，立显名，体君臣，正上下，明亲疏，等贵贱，存危国，继绝世，决挐治烦，兴毁宗，立无后者，义也。闭九窍，藏心志，弃聪明，反无识，芒然仿佯于尘埃之外，而消摇于无事之业，含阴吐阳，而万物和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为德，德溢而为仁义，仁义立而道德废矣。（《淮南子·俶真训》）

 

对于强调恩爱功名、君臣上下而积极治世的儒家仁义制度来讲，道家的“和同”属于摒弃聪明智慧的“德”即无为的境界，故其治国的指导思想与儒家是不一致的。区别在一则立足于社会国家的安定统一，一则着眼于个人心性的逍遥自得。但若从都认同“和同”的价值来看，则双方的追求又可以互补。和谐社会要能够完满构建，不能不满足国家和个人的这两大价值目标。事实上，在当代社会，国家要实现真正的安定统一，仅仅靠强调礼义教化的一手是不够的，如果能培育出一种个人心情舒畅和心性自由的社会氛围，和谐社会的实现便已经在不言之中。

（责任编辑：大成至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