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平原有迹可寻的文明史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而在更早的岁月中，这里则是神话和传说中的世界。这片神秘地带集中着长江上游的许多重要水系，在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找到长江的上源金沙江以前，岷江一直被认为是长江的上源。河流是文明之源，三星堆的发现，使人们开始重新关注这条水量超过黄河数倍的河流。1929年早春时节，人们正忙着春耕春播，这天，广汉月亮湾农民燕道诚与儿子在自家院子旁引水溉田时，意外地挖出了一批古玉石。惊愕之余，父子俩将古物藏于家中。两年后，英国传教士董宜笃来到广汉传教，这个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哲学博士酷爱中国历史和地理。不久，悉知此事的他辗转从燕家获得了那批古物中的几件。随之，这几件古物又传到了当时在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任教的美国人类学家葛维汉的手中。1934年，葛维汉带领一支考古小组来到燕家院子，首次发掘，他果然挖到了600多件文物，发掘于十余天后因故终止。

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在中国的成都平原上一扇历史之门已经悄然开启。几乎就在燕氏父子发现古物的同时，1928年10月，由中国人运用现代考古学进行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在黄河流域拉开了序幕。发掘随即令举世震惊，考古人员挖出了一个传说中的朝代----殷商王朝。这是当时发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庞大帝国。河南殷商的发掘从1928年开始后一直持续，数十年中已发掘出60多座宏大的宫殿、宗庙，上千座祭祀坑、车马坑、殉葬坑，100多座方址，数以万计的青铜器、甲骨等器物，遗址面积达30余平方公里。殷墟的发现将中国有据可查的历史提前到3000多年前。这些发现与后来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确立了当时学术界所认为的“黄河流域为中华文明源头”的观点。

2005年的发掘是“三星堆”遗址自1929年发现以来的第18次发掘，经过十多天的寻觅，陈德安和队员们已经找到这片台地为古人人工夯筑的线索，但在考古发掘中许多线索与重大的发现并没有必然和直接的因果关系。70多年中，三星堆遗址的发掘面积仅是整个遗址面积的百分之几。从1986年的大发现以来，陈德安一直留在了这片神秘的土地上。作为一名考古学家，他有幸触摸到了长江上游古老文明的一扇大门，并继续自己充满悬念的职业生涯。继70多年前那次石破天惊的发现后，许多考古学家陆续被吸引到这里，冯汉骥是当中的重要人物。上世纪50年代，冯汉骥就多次来到三星堆一带进行考察发掘。1963年，冯汉骥在现场调查时一语惊人，他认为这一带古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远古蜀国的中心都邑。远古蜀国即使是对于当时的考古学家来说，也只存在于神话和传说中，但这个概念却毫无疑问的为他们后来的探询之路提供了一个坐标。在上个世纪的殷墟考古中，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来自于对出土甲骨文的解读。这是中国最早的系统文字，研究者在已识读的数千个文字中，发现了大量的“蜀”字。他们认为，这些象形的组合是眼睛和桑蚕的形态。神话般的古史中，蜀人正是养野蚕的纵目人。而在当时，由于考古证据的缺乏，有关长江上游这个古国的一切仍是幻影。

考古发掘中的一些细微和屑小常常隐藏着惊心动魄的背景。上个世纪70年代初，这些来自7000余年前的稻谷正在改写中国的文明史。在长江下游，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村，考古学家发现了这个时间比黄河流域“仰韶文化”还要早1000多年的古人类文化遗址。经科学测定，六、七千年前，河姆渡人已经在长江下游种植水稻、修筑房屋，他们筑出的大面积木构建筑工艺复杂，是中国榫卯建筑的始祖。学术界认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把中国的文明史往前推进了2000多年。长江流域另一个重大考古发现是距离河姆渡遗址不远的良渚文化，它所在的时间大致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它以无以伦比的玉器著称于世。专家分析，良渚文化的主人，就是传说中与皇帝大战的蚩尤一族，它已具备了国家的早期形态。上个世纪中晚期，考古学家在长江的中游也发现了令人瞩目的古遗存。这一系列发现使人们开始关注中华文明的多种起源问题。而在长江上游，人们对古蜀王国的寻找仍然还没有结果。

那次发掘是三星堆遗址历次发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里程碑式的发现就在这过程中呈现，两个被称为祭祀坑的土坑惊天动地。此时，考古学家已在这片原野上苦苦寻觅了半个世纪。考古学家林向是冯汉骥当年唯一的研究生，23年后，他有机会带领自己的学生参加那次激动人心的发掘。在自己年逾半百时看到老师当年的预言正渐渐变成现实。在近一个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学家始终未能在长江流域找到一个与黄河流域的殷商同时代的具有类似规模的泱泱大国。长江上游的三星堆立即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20年前，这件形象奇异的青铜面具的出土令在场的所有人百思不解。当年，作为考古队副领队的陈显丹也亲历了大型面具的出土过程。就像螃蟹的眼睛结构一样，在世界上也没有发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