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的石湖曾经是宋代诗人范成大的久居之处。范成大归隐之后，曾在这里建造园林，遍造花木，称石湖别墅。由于年久日深，别墅早已无存，但后人为了纪念范成大，在别墅的原址修筑了一座祠堂，并将范成大手书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刻成石碑，立于两壁，成为石湖一胜。

如果说作品是生活的拓片，那么，这些拓片则是含意悠长的。它恰象诗人出于对家乡无限眷恋，才在那乌黑的青丝之中渐渐生出的根根白发。正因为置身于吴门烟水，诗人的灵感之舟才划入了中国诗歌的河流。

宋代的另一位诗人苏舜钦留给我们的则不是拓片，而是一组立体的诗画，这便是苏州现存的年代最早的园林——沧浪亭。现在地沧浪亭虽已不是最初的面目，但形制照样是依旧的。沧浪亭的独到之处在于它不象别的园林那样，在有限的范围内又挖池又堆山，而是利用本来的地貌，因景写意，以水环园。“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是《楚辞•渔夫》中的渔翁吟唱过的著名句子。它的本意是愤世嫉俗的抒怀咏志，但到后来那独钓寒江的渔夫，那孤舟闲泊的笠翁，竟成了中国官场文人们归隐山林之后的一种代称。网师，也就是撒网的渔翁啊。

很多学者都提出，苏州有一个隐逸文化市场，就是说苏州人状元多、才子多，但是政治上有特别大贡献的人倒不是太多。苏州文人不想做官。隐居，不是隐居在深山里，而是隐居在艺术里，追慕的是陶渊明的、嵇康的、阮籍的这一类人的魏晋风度，把自己内心的精神世界物化成一个精神绿洲，通过物质建构，把他自己的内心的审美理想、人格价值、宇宙观等等包容在里面。中国古典园林有主题，是从晚唐开始的，有主题跟没主题是不一样的。主题园的园名，就代表了中心思想。像沧浪亭，用的就是《楚辞•渔夫》里的沧浪之歌。苏舜钦因为是被贬了，而且是无罪被贬。屈原在流放的时候碰到过一个渔夫，唱了这首沧浪歌，劝他随世沉浮。沧浪、渔夫作为符号意义，是没有别的概念可以替代的，这文化符号就是代表“隐逸”的。

晋代的陶渊明作为中国文人的隐逸之宗，他所居住的环境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而苏州园林主人的住所，墙外虽没有今天这般嘈杂，但毕竟还是市井街衢。因此，除了沧浪亭那样的园林，对外部是含露相宜之外，多数的园林主人，还是用高墙把自己封闭起来。大隐隐于市，中隐隐于野，小隐隐于朝。苏州园林的主人选中的正是前者。

唐宋以降，明清的富贵权要和发达了的文人名士，将先秦时代哲人们对生命本义的发现，转化为享受生命的实践，并作到了生活地域、生活环境与生活质量的高度融合。就其本质而言，园林是下野的、有钱的、有文化的人物，与下层的、没钱的、有才智的工匠所共同合作的结晶。绵绵吴中大地，恰恰以物阜丰富、以草木华滋、以文风顶盛、以艺匠技巧，为培植苏州园林/这株华夏文明里的富贵风雅之花，提供了温温润润的良田沃土。

苏州博物馆举办过许多次展览，但有一次，因为那些馆藏作品的内容与形式都特别具有苏州的特点，所以，也就给人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这便是清代状元书扇展。

状元，是封建科举制度进士科的第一名，其身份可想而知。而苏州博物馆所藏的状元书扇，其作者竟占了清代状元的三分之二。

江苏文化发达，文人荟萃，清代一百一十二位状元当中，江苏就占了四十九位，而苏州的状元又占了江苏的一半，共二十四名。难怪有人说，苏州是一座状元城。

这所老宅，便是常熟城里翁同和的故居。翁同和考区状元之后，曾做过同治、光绪两代皇帝的老师，有过相国式的地位。戊戌变法时，曾举荐过康有为等人，在维新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

不仅苏州城保留着一些直接与状元有关的遗址，而且还流传着四对祖孙或是叔侄先后都曾考取状元的佳话。翁同和和他的侄子翁增源，以及以书法著称的陆润庠和其曾祖陆肯堂，就是其中的两对。苏州的状元如此之众，而获取进士级功名的苏州读书人那就更多了。

在封建社会当中，考中状元，又称蟾宫折桂。取得了一定的功名，也就获取了一定的官职与权力，同时也就有了获取钱财的机会，或可称为仕途经济。廉洁的，俸禄不薄；贪婪地，敛财有方。对前者，人们常常以两袖清风来赞美；对后者，又往往形容为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历经了仕途风雨，经过了宦海沉浮，那些已感到身心疲惫的状元们、进士们，这才想到了要顺着回家的道路，去做泽畔渔翁，去领受清风明月了。人生道长，路途漫漫，却往往走不出简单的轮。

不过这种轮回却往往不是一般的重复。去时，是满船诗书；归来，是一车银两。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那只是饮馔精良的园林主人，在雅集酬唱之时所发的诗兴而已，只是左右不说一个“钱”字。对于这些，历史老人似乎对其并不苛刻，因为这些人物，毕竟给后代留下了众多的苏州古典园林这一批精美绝伦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