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是流行于青、甘、宁、新四省区汉、藏、回、土、撒拉、东乡、保安等民族口头的一种民歌。多数人认为花儿自明代开始流传。青海花儿又称“少年”，一般只在山野歌唱而回避长辈及家人。演唱时称为“漫少年”。它的声调既高亢嘹亮，又委婉动听；内容既有繁复的叙事，又有即兴的抒情；形式既有四句为主的，也有同时辅之以两小短句而成为前后对称的六句式；既可独唱，又可合唱。青海花儿的“今儿”（曲调）有“白牡丹今”、“尕马儿令”、“东峡令”等７０—８０种。其比兴优雅动听，赋词明快清新，艺术性很高。

花儿是各族人民群众的心声。有对爱情的追求，对情人的思恋，对黑暗的诅咒，对幸福的渴望。有一首花儿云：“花儿本是心里话，不唱时由不得个家（自己）；刀刀拿来头割下，不死时就这个唱法。”每年春暖花开之际，正是河湟地区举办各种花儿会，劳动人民心花怒放之时。花儿是各族人民群众的心声。有对爱情的追求，对情人的思恋，对黑暗的诅咒，对幸福的渴望。有一首花儿云：“花儿本是心里话，不唱时由不得个家（自己）；刀刀拿来头割下，不死时就这个唱法。”每年春暖花开之际，正是河湟地区举办各种花儿会，劳动人民心花怒放之时。

“花儿”是高原人民口头文学遗产。在日常生活、劳动生产过程中，或者民间的各种节日里，人们不断地歌唱，不断地创作、加工、流传。因此高原人民生活中的欢乐、苦难、愿望、理想以及风俗、传说、心理素质、审美感情……尽情地在“花儿”中得到倾吐和表现。“花儿”已成为我们文学艺术家、史地学家、民俗学家、民族学家、民间音乐研究家等各种专家所不可涉猎的艺术海洋。

居住在河湟地区的汉、土、回、撒拉族，各自创造了多种风格和独具特色的“花儿”。“花儿”拥有上百种固定的曲调，民间称为“令”。由于在歌中有不同的衬词，就成为各种不同的“令”，如“水红花令”、“白牡丹令”、“花花尕妹令”、“金晶花令”等。另一种是以其产生或流传的地区作为“令”名，如“川口令”、“马营令”、“西宁令”、“孟达令”、“东峡令”、“保安令”等；再一种是以民族作为“令”名，如“撒拉令”、“土族令”。“令”不同，词句结构和格律也各有不同，通常为每首4句或6句。6句式是在4句基础上加两个补充短句，民间称之为“折断腰”。还有不多见的2句、3句（称“三大弯”）、5句、7句、8句乃至10句以上的形式。“花儿”共同的基本的格调是高亢、嘹亮、悠长、爽朗，音韵和谐，情真感人，雅俗共赏，回味无穷。各民族在共性的基础上，表现出各自鲜明的个性。

土族花儿调令很多，有“好花儿令”、“杨柳姐令”、“红花姐令”、“菊花儿令”、“连手令”、“妹妹令”、乖嘴儿令”、“三节子令”、“绿绿山令”、“梁梁上浪来令”等，不论哪种令，一般只有两个、两个半或3个乐句，其中两个乐句用来唱实词，其余是唱衬词的。每唱完一首，曲调要反复两遍。曲体上是二二重叠式。撒拉花儿因受藏族影响，普遍带有颤音，极为婉转。唱词一般为4句，有独唱、对唱、联唱。有“尕麻姑令”“大眼睛令”、“三花梢令”、“撒拉令”、“哥呀哥令”、“水红花令”、“金晶花令”、“大身材令”等。回族花儿有“咿呀咿令”、“尕肉儿令”、“三三六令”、“六六三令”、“五荤人令”、“码青稞令”、“莲花令”等。汉族花儿有“直令”、“尕马令”、“绕三绕令”、“尕阿姐令”等。凡唱者都以触景生情，即兴编词。“花儿”除在庄子、家庭不能唱外，不受时间、地域限制，最兴在花儿会上演唱。著名歌手有“花儿王”朱仲禄、“花儿皇后”苏平以及姚生金、韩占祥、马俊、张海魁、马文娥、马明山、白秀媛等。

“花儿”歌词有几种不同的形式，最为普遍的是四句式。前两句是比兴，后两句则是所要歌咏的本题。但是在每首不同的四句式“花儿”歌词中，其词句内部所用的字数以及结构却并不完全一致。青海“花儿”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格调，即听之令人感到高亢、嘹亮、悠长、爽朗。各民族花儿“都具有这个基本的艺术性格，而在这个共性的基础上，却又表现出了各民族“花儿”所独具的富有鲜明个性的艺术成分。

青海素有“花儿家乡”的美称。盛况空前的花儿会，自农历四月后相继开始。届时，河湟地区山花烂漫，峰青水秀，身着各民族盛装的人们熙熙攘攘，欲献绝技的歌于摩肩接踵，嘹亮的歌声此起彼伏，漫山遍野成了花儿的海洋，的确令人神往。

(编辑：猪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