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简单的说，就是用毛笔、墨，和中国画颜料，在特制的宣纸或绢等基础上作画。在题材上有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动物画等之分。在技法上又可引为工笔画和写意画两种，在墨色上有水墨，彩墨两种。各画种之间各有蹊径，互有特色。中国画与其他画类的区别主要在于，运用线条、墨色来在描绘物象，表现形体、质感，有高度的表现力。另外，中国画还有着独特的装裱形式，起到衬托画体的作用。

简单地以用具、分类来定义中国画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画的意义，也就是中国画的精神内涵才是国画最重要的精髓。中国画千百年来融绘画、诗词、书法、金石篆刻于一体，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形神兼备，气韵生动，这一个特点是其他任何艺术所不具备的，而正是这样独特的形式蕴藏了中国画极其深厚的人文精神，或者说，中国画正是以这一特殊的形式展现了它无比高妙的精神内涵。

中国画学思想，早在先秦时期已有形廓，到六朝，出现了像顾恺之的形神说、谢赫的六法说这样影响深远的理论，到两宋时终趋成熟。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画学理论充分吸收了道、禅、儒几大哲学的精髓，并构造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鉴赏理论。从物质到精神，从工技到心性，从盛唐到宋代人文情怀的转移，成就了宋代文化被视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宋元的山水画被视为国画中主题最佳、成就最高的画。儒家修齐治平中的第一要义“修”，佛道两家追求清静飘逸、出世脱俗的精神，一直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理学的精神终是要落到修心养性上来，画理也没有离开这一轨道。清代绘画理论家沈宗骞在《芥舟学画编》中提出了对画家的四点要求，所谓：“求格之高，其道有四：一曰清心地以消俗虑；二曰善读书以明理境；三曰却早誉以几远到；四曰亲风雅以正体裁。”

我认为中国画的内涵可以高度地概括于两个方面，一是高旷的心气，二是深厚的学养。

一、心气

中国画是一种重品的艺术，绘画更重要的是一种人格的抒发和表达。所以在中国画学史上，道德价值的诉求、人格境界的提升始终为画家所重视。画是心画，是心灵的艺术，是从人的灵府中流出的气韵精华。有一等之心胸，方有一等之绘画，要成为一个有成就的画家，重要的不是手下笔法技巧的操持，而是画者内在心性的养炼。好比一个诗人，重要的不是平仄格律，而在其诗心诗情。

中国画学早在宋时就已渐渐形成了一套丰富的颐养心性的理论。北宋郭熙在中国画学史上第一次将儒家的涵养心性学说直接植入他的绘画体系中，在他著名的画论《林泉高致》中说，白驹之诗，紫芝之咏，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此世之所以贵夫画山水之本意也。不此之主而轻心临之，岂不芜杂神观，混浊清风也哉！又说：故积惰气而强之者，其迹软懦而不决，此不注精之病也；积昏气而汨之者，其状黯猥而不爽，此神不与倶成之弊也。以轻心掉之者，其形略而不圆，此不严重之弊也；以慢心忽之者，其体疏率而不齐，此不恪勤之弊也。

元代画家倪瓒说：“草草点染，不求形似，聊写胸中逸气耳。”明代画家董其昌说：“中国山水画，画工之灵气，诗人之襟怀。”明代莫是龙说：“借笔画以寄天地万物而陶咏乎我者也。”画家的性灵陶养是根本，是渊源，没有此一，便没有其二其三了。犹如论诗，诗人先要有诗情，笔下才能有诗意，否则无论平仄压韵怎么完美都不够为诗。

在中国画学史上，郭熙旷扩养心的思想为历代画家、尤其是文人画士所应和。从宋、元以来的许多题画诗中可以看到中国画学所强调的在广阔的心灵空间中追寻一种高格脱尘的精神活动的表现：

倪云林题《设色雨后空林》：“雨有空林生白烟，山中处处有流泉。因寻陆羽幽栖去，独听钟声思茫然。”

王安石题《登飞来峰》：“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黄公望题《秋山林木图》：“落叶尽随溪流去，只留秋色满空山。”

苏轼题《望云楼》：“阴晴朝暮几回新，已向虚空付此身。出本无心归亦好，白云还似看云人。”

黄清老题《访子威都事不遇》：“松阴坐永日，心与云俱闲。”

周权题《廓外》：“地暖梅花早，天寒潮信迟。夕阳烟景外，倚杖立多时。”

诗境与画境相映成趣，展现给我们的是一片旷阔悠然的心灵空间和“吾与尔从容”的悠游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