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佚名  楷书《大乘入楞伽经》（局部）  纸本  日本私人藏

[唐] 佚名  楷书《大乘入楞伽经》（局部）  纸本  日本私人藏

 [唐] 佚名  楷书《大乘入楞伽经》（局部）  纸本  日本私人藏

[唐] 佚名  楷书《大乘入楞伽经》（局部）  纸本  日本私人藏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写卷，上起两晋，下至宋元，其中的大部分是唐代的写经卷子，并且有很多写经卷子有抄经者以及年月的题记，为我们了解唐代经生及其书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写经生的身份及其抄经情况

 唐代主要写经者身份是十分复杂的，为了阐述方便，我们将其大体分为官府经生与民间经生。

(一)官府写经生

此类经生大体是秘书省和门下省的“楷书手”(又称书手、楷书、群书手)。属秘书省的经生抄经如：斯1456《妙法莲华经卷第五》末题：“上元三年五月十三日秘书省楷书孙玄爽写。”当然，秘书省经生抄经隋代已有，如斯2295《老子变化经》末题：“大业八年八月十四日经生王俦写”，后署“秘书省写”。

属门下省抄经的情况较多，如：斯2637《妙法莲华经卷第三》末题：“上元三年八月一日弘文馆楷书任□写。”斯3348《妙法莲华经卷第六》末署：“上元元年九月廿五日左春坊楷书萧敬写。”按：弘文馆属门下省，左春坊位于东宫，但制拟门下。

没有注明抄经者所属部门，但从写经形制看，属于官方抄经，如斯3094《妙法莲华经卷第三》末署：“仪凤二年五月廿一日书手刘意师写。”斯3079《妙法莲华经卷第四》末署：“咸亨二年十月十二日经生敬德写。”如果把这类抄经与门下省、秘书省抄经题尾相比照，其罗列的名目，如初校、祥校者等等几乎类同，因此仍应是门下省或秘书省抄经。

《旧唐书》卷43《职官志》，弘文馆有“楷书手三十人”，史馆亦有“楷书手三十五人”，而崇文馆亦有“书手二人”。开元年间张九龄等人所撰《唐六典》卷10也记载，秘书省置“楷书手八十人”，卷8记载，弘文馆置“楷书手二十五人”。虽然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些“楷书手”、“书手”的职责，但可知为官府抄经是他们的任务之一。

这些政府抄经书手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唐政府曾规定，“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即入(弘文)馆内学书”，著名书家欧阳询、虞世南曾教习楷法。学成的善书者分充各馆充当书手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些书手没有官衔品第，相当于“胥吏”，为政府所雇佣。关于他们的事迹，所见不多。如国诠是唐经生，有关他的身世，明都穆在其《寓意编》中说：“国诠，太宗时人，唐贞观中经生。国诠奉敕作指顶许字，用硬黄纸本书《善见律》，末后注诸臣，有阎立本名，其书精熟匀净而近媚。”这些记载其实在《善见律》后题记中都有记载。又本卷后纸的徐□跋中说：“余家旧藏《兰亭禊序》，尾云楚生国诠摹，后有苏、米二公题识，评其书法当在庭诲之上，今观此卷，信不诬也。”从此可知，如果两种记载的国诠同属一人的话，那他应是贞观时经生，曾摹过《兰亭序》，并奉敕作《善见律》。有关他的其他资料，一概阙如。

政府书手所抄经书，多是发给各州道以供师法的样本，因此对写经的要求非常严格，形成了一套完整严密的制度。这种完备的制度从任意一个官方抄经的题尾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斯2573号《妙法莲华经卷第二》末署：

咸亨四年九月十七日门下省群书手封安昌书

用纸二十张

装璜手解集

初校大庄严寺僧怀福

再校西明寺僧玄真

三校西明寺僧玄真

详阅太原寺大德神符

详阅太原寺大德嘉尚

详阅太原寺上座道成

详阅太原寺上座道成

判官司农寺上林署令李德

使太中大夫守工部侍郎摄兵部侍郎永兴县开国公虞昶监

抄经的时间、抄经者、用纸数量、装璜者、初校者、再校者、三校者、详阅者、监制者，繁多的名目一一罗列于卷尾，这几乎是所有官抄经书的规制。当时纸张尺寸较小，由于经书多长篇大论，故须将纸连成长卷。写经者不一定深谙佛教，所以多用寺院僧人来初校、二校直至三校，详阅者多是德高望重的高僧。上列详阅的太原寺大德神符、大德嘉尚、上座道成均是玄奘大师的弟子，当时是很有名的。由此三僧主持详阅的政府抄经很多，粗略翻阅台湾出版的《敦煌宝藏》可以发现，其中的斯1456、斯2573、斯2637、斯2956、斯3079、斯3094等经卷均为三人所详阅。监制者多是政府挂衔的官员，其中虞昶是唐代书法家虞世南之子，也担任过抄经的监制工作，如斯2573、斯3079等。正因为如此，宫廷经生所抄成千上万的经卷十分整齐，涂字改字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政府书手抄经既然是发给州道的经书样本，各州道也必须供给粮钱以及抄经所用的麻纸。《唐会要》卷65载，“贞元三年，秘书省刘太真奏，……准去年八月十四日敕，修写经书，令诸道供写功粮钱。”

(二)民间写经生

非政府、官方行为的写经，我们简单地将其归入民间写经之列。

僧人和官府经生、书手抄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人们信奉佛教，希望佛祖使人们合家欢乐、去病避灾、保佑亲族、超度亡灵，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要借助于念佛，大量的抄经就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其中的一部分经生是来自于民间。

民间经生是随佛教兴盛自发产生的抄经群体。对于他们的身份，胡适先生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序》中说过：“有些经是和尚写的。有些是学童(学仕郎)写字习作，有些是施主雇人写的。”县学生抄经的情况如斯1893《大般涅簄经卷第三十七》末题“经生敦煌县学生苏文书”；所谓施主所雇之人，有专门的写经者，如斯2424《佛说阿弥陀经》末署云：“景龙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李奉裕在家未时写了，十二月十一日清信女邓氏敬造《阿弥陀经》一部，上资天皇，圣化无穷，下及法界众生，出超西方供□上□之乐。”其中自称“清信女”的邓氏应该是“施主”，而李奉裕是经生无异。因为从写经书法看，其笔法相当熟练，笔笔精到，与当时写经体无异。从写经题记中还可以知道一些经生的名字，如北京图书馆载字44号、地字99号为王瀚写。值得补充的是，唐代传说中所谓的“女仙”吴彩鸾，其实是位女经生。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记载：“今蜀中导江迎祥院经藏中佛本行经六十卷，乃彩鸾所书。”另外，《宣和书谱》卷5记载，吴彩鸾写《唐韵》也是“为糊口计”，“然不出一日间，能了十数万字。”写一部《唐韵》“市五千钱”，宋宣和年间御府所藏有其正书一十有三，故修《宣和书谱》者称其书法“当于仙品中别有一种风气。”

除了和尚、学童之外，不少文人也有写经的经历，当然在他们这里，写经可能是一种修身养性的行为，有的在家境贫寒之时，也以抄经维生。

经生在家抄经的情况固然不少，而专业经生开铺经营的情况也很普遍。《唐会要》卷49《杂录中》记载，玄宗于开元二年7月29日下令，不准“开铺写经，公然铸佛”，实际上这已透露出，“开铺写经”是当时写经生一种重要的经营方式，店铺多集中于寺院附近，因为善男信女念经诵佛后，佛经要直接捐献于寺庙，以积累功德。当然，寺院是很重要的写经场所，如斯1073《菩萨戒疏》末署“乾符肆年四月就报恩寺写记”，斯721《金刚般若经旨赞卷下》末署“广德二年六月五日□□□于沙州龙兴寺。”

除了寺院、店铺，交通要道上往往有抄经乞钱者。据段成式《酉阳杂俎》卷5《诡习》记载，大历年间，东都洛阳天津桥，经常有一个没有双手的残废儿童，他“以左足夹笔，写经乞钱。欲书时，先再三掷笔，高尺余，以足接之，未曾失落，书迹官楷不如也。”

写经是一种艰苦的劳动，写经生自然应该得到报酬，伯2912号一份帐目给我们提供了写经价目：

写大般若经一部施银盘子叁枚(共卅五两)麦壹佰硕 粟五十硕 粉肆斤 右施上件物写经谨请

炫和上收掌贺卖充写经直纸墨墨自供足谨疏

四月八日弟子康秀华□

写一部《大般若经》得到如此的报酬，不算太少，而大多的情况并不理想。北京图书馆藏敦煌卷子位字68号收了写书手的报怨诗。诗曰：“写书不饮酒，恒日笔头干，且作随宜过，即与后人看。学使郎身姓，长大要人求。堆亏急学得，成人作都头。”宿字99号书手怨诗曰：“写书今日了，因何不送钱。谁家无赖汉，回面不相看。”斯692号《秦妇吟》是张盛友公元919年所写，末题诗一首云：“今日写书了，合有五升麦。高代(贷)不可得，还是自身灾。”看来，经生们还有有所劳动而一无所获的情况。

抄经的兴衰受佛教兴衰的影响。《隋书》卷35《经籍志》中载：“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这种情况下，民间抄经可想而知是何等兴隆，而“李唐开国，高祖、太宗颇不崇佛，唐代佛教之盛，始于高宗之世。此与武则天之母杨氏为隋代观王雄之后有关。武周革命时，尝藉佛教教义，以证明其政治上特殊之地位”。北京图书馆所辑《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中，杨隋一朝及唐高宗、武则天时代数量最多。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7月13日曾规定：“天下寺观，屋宇先成，自今以后，不得创造”，而开铺造经，亦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