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写经书法艺术分析

(一)敦煌经卷中的临本与写经书法的渊源

写经书法具有浓厚的特色，以至于为人称为“经生体”，但在师承渊源上我们却发现，经生们仍以社会流行的书法范本作为自己的楷范。这一点从敦煌经卷中发现的部分经生临本中可以得到明确的答案。

敦煌卷子中的两件作品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伯2544号《兰亭序》全文，郑汝中先生在其论文《敦煌书法管窥》中称“系经生所书”，正文临完后，又倒过来临了两行“永和九年”，这位不知姓名的经生临作并不能算是上乘，用笔还远没有成熟，结体还显粗疏，但这也同样透露出经生们也以《兰亭序》为习字范本。斯1619号《佛经疏释》卷后附临书一纸，每行临相同一字，从左至右依次为“若合一契未尝不临”等字，显然这也是右军《兰亭序》中未完的一句话，临字虽不象出自谙熟书法者之手，但风格仍在力求接近《兰亭序》。

智永是隋代和尚、王羲之七世孙，书法深得王羲之意趣，故唐人习智永书法一时成为时尚。智永代表作是真草《千字文》。敦煌石室所出《智永千字文》可以说是敦煌卷子中临智永《千字文》最为成功的作品，楷书冲和俊秀，草书连带自如、圆劲流畅而又不失规范，深得智永三味。此临作题记为“贞观十五年七月临出此本，蒋善进记。”此题为楷书，参合已意，从其结体严谨处看，正是唐经生所临。文献记载，智永写《千字文》八百本，分施浙东诸寺，一时间流布甚广，成为寺院和尚和民间经生临习的范本。敦煌蒋善进临智永《千字文》的发现，表明智永《千字文》的影响已是相当普遍。

另外，《怀仁集王书〈圣教序〉》于唐高宗咸亨三年(627年)刻石后，随即引起广泛影响，皇帝的翰林侍书亦学此碑，以至“当时专门从事抄经的书手、经生，他们的书法就是渊源于此本。”

这些信息表明，写经书法是在崇尚“王体”书法的气氛中奠定其风格的。

但是写经的要求是抄经者必须以严肃谨慎的心态，以工整的楷书一笔一划地抄写，因而又无法表现王体书法那种“飘若惊龙，游若浮云”的潇洒之美，相反，却是一种严劲刻厉的风格，因此，经生书法倒是与初唐欧阳询、虞世南(亦学王书)风格近同。这并不奇怪，欧、虞都是学王书起家的，其本身面目的形成并不意味着没有吸取王书的精神。进入盛唐开元以来，“缘明皇字肥，始有徐浩，以合时君所好，经生字亦自此脂”。翻开敦煌写经卷子，其中字体由清瘦转丰腴者并不在少数，如斯752《佛说佛名经》较斯786《摩诃般若波罗密经》要丰肥宽博得多。盛唐后经生书体呈现肥满，似乎是受颜体之影响，而其实是同一审美时代出现的书法风格的类似性。正如钱泳《履园丛话 书学》中所云，“经生书中，有近虞、褚者，有近颜、徐者”，这一切“亦时代使然耳”。

另外，敦煌经卷中也发现了当时民间流行的字书，即《字宝》，共有五种，即斯619、斯6024、伯2058、伯2717、伯3906。《字宝》倡导语言文字大众化，且同《干禄字书》一样，提倡文字的规范化。因此，敦煌写经书法中异体字很少，恐怕受这种倡导有关，当然，这也受经卷便于诵读的实用性影响有关。

(二)写经书法的艺术估价

敦煌部分写经书法体现了唐代书法较高水平。初唐人写《妙法莲华经》卷一《序品》后半、《方便品》前半被书法界权威人士称为“笔法骨肉得中，意态飞动，足以抗颜、欧、褚，在鸣沙遗墨中实推上品。”而诸如此类的写经上乘之作，实在不少。唐代书法界，推重名家，对写经书法视而不见。北宋徽宗时，御府能收藏唐经生手写卷子，已表明对其书法水平的称许。而针对御府收藏品所作评论的《宣和书谱》亦能不以人论书，比较客观地评述写经书法的水平。如此书卷5记载道：“杨庭，不知何许人也，为时经生。作字得楷法之妙，长寿间(公元692～694年)，一时为流辈称许。……唐至经生辈自成一律，其间固有超绝者，便为名书，如庭书，是亦是可观者。”同书卷10称：“有唐三百年，书者特盛，虽至经生辈，其落笔亦自可观。”清人钱泳《履园丛话 收藏》中说：“有唐一代墨迹，告身而外，惟佛经尚有一二，大半皆出于衲子道流，昔人谓之经生书，其有瘦劲者近欧、褚，有丰腴者近颜、徐，笔笔端严，笔笔敷畅，自头至尾，无一懈笔，此宋人所断断不能鬃及。唐代至今千余年，虽至经生书，亦足宝贵。”元明以来，民间流传的一些唐代写经都被视为出自唐书家名流之手，如《西升经》被视为是褚遂良的作品，《灵飞经》被称为钟绍京所书，而凌本《道德经》上卷被误认为是徐浩所书，而实际上这些都出自唐代名不见经传的经生之手。这种误会恰好表明，有些经生书法确实存在着与名家相抗衡的高超水平。

唐写经大多是字字珠玑、篇篇玉璋的精心构思之作。以无名氏书《大乘入楞伽经》为例，行与行之间，都有清晰的乌丝栏(这也是写经的共同形制)，抄经在乌丝栏之内，整体上干净利落，十分可爱，而每一个字的布篇也多在“四方块”之内，这都是唐写经书法齐整划一的重要表现。但细观每一个字，都在四方块中极富变化，特别是突出横划、捺划等主笔，在字形中间部位的横划，多破锋直入，类同尖刀，收笔时稍事停顿，即作回锋，给人以迅疾、畅快之感。当然，这样单刀直入的笔法也是抄经速度上的要求所致。

唐代写经书法与魏晋时代风格不同，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唐时已经笔画大体匀称，虽然捺笔、横笔也时常显出魏晋隶味，但末笔不是一味放纵，从而也就没有魏晋写经那种视觉上的失重感而形成的夸张美，拿唐写经与晋时所抄《三国志 吴志》相比较，这一点便会不言自明。还应注意的是，严正的写经书中有一些连带自如的牵丝，这不仅说明抄经者的熟练，亦使“端严”之中增添了几分流动。

当然，我们也不能无视这种现象，即，敦煌写经卷子中并不见得件件都是精品，相反，有些倒是十分的粗糙，有些楷书的基本功也是十分欠缺。如斯719《佛名经》比之其他抄经，书法水平要远远地落后几个档次，类似情况还很多。胡适先生认为，象这样校勘不精、书法粗陋的作品，“大概都由于不识字的学童、小和尚的依样涂鸦，或者由于不识字的妇女施主雇佣商业化的写经人潦草塞责，校勘工夫是不会用到这两类写经上的。”当然，即使再粗陋的抄经也不会是不识字的人所抄，练习书法时间短促、或者对“施主”应付塞责也都可能产生不佳的抄经。而其中更多的情况是，民间的佛信徒拿不出钱雇人抄经，有可能自己动手抄写，这种没有经过训练的抄经显得有些粗疏也在所难免，而经过重重把关的政府抄经当然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责任编辑：勾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