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的启发、鼓励

吴昌硕出生在浙江安吉鄣吴村一个风景清幽的山村里，十几岁在私塾里念书时爱好刻印，书包里经常带着刻印工具，一有空就拿出来磨石奏刀。塾师怕他耽误功能总加以阻止，但他还是背着老师迷于刻印。吴昌硕的父亲也爱刻印，见此情况就加以鼓励指导，从此他对篆刻的爱好真可说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后来他能成为近代在国内外极有影响的篆刻家，显然是跟少年时代从父亲那里所受到的启发、鼓励分不开的。

勤学苦练的纪念

吴昌硕幼时学习刻印，因为家境贫苦，困难很多。买不起石章，有时只能以砖头、瓦片等代用，偶而弄到几方石章就视同珍宝，反复磨刻，直到剩下薄薄的一片。没有印床，就用手握石奏刀。一次不小心刻伤了左手无名指，伤口很深流血不止，疼痛难忍。但他为了学艺，并不因此而放松刻印。后来伤口虽然结了痂，指甲却从此脱落不再重生，成了他勤学苦练的纪念。

丁敬的骨气

清代杭州人丁敬自幼家贫，后以造酒为业。他不大肯求敢于人，终生不愿当官，而博学好古，到处搜集古代文物、珍本图书，因为见多识广，凡名迹到他后中能立辨真伪。丁敬的书记从不整理，卷籍堆积如山。他埋头考证并深入名山胜迹，亲手摹拓碑刻名迹。在篆刻上，他倡导学习传统，推陈出新，成为浙派的“西冷八家”之首，他不轻易为人篆刻，遇达官贵人求知，他也绝不肯随便答应，如果强求，他就痛骂一顿，弄得对方十分尴尬。

“不知贫穷为何物”

西冷八家之一蒋仁，自幼过着贫穷孤独的生活，平时很少讲话、欢笑。终生不愿为求官而死读书。一生居住在祖传的两间屋子里，房屋倾斜破落，不能阻挡风雨，但他爱好的书籍尽在身边。生活尽管那么朴素，但他热衷于金石篆刻，沉浸在艺术天地里“不知贫穷为何物”，终于学丁敬而自成一家。同丁敬一样他也不喜欢接近有财有势的权贵，一般人难求得他的印，五十三岁死后因无子孙，作品大多散失，故传也作品十分稀少。

篆刻汉印两千方的钱松

杭州人钱松，也是西冷八家之一。擅长书法、绘画，爱好金石文字。为了学好篆刻，曾摹刻汉印两千方，可见其基本功之扎实了。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领悟了前辈的艺术风格，加以继承发扬，最后自成一家。人们称赞他为丁(敬)黄(易)以后的第一人，说即使明朝文(彭)何(震)在世，也望尘莫及。

苦学成名的邓石如

清朝大篆刻家邓石如，幼年因极其贫困而失学，仅九岁那年随父亲在私塾中读过一年书，以后读书的事便让给弟弟，而一切粗重农活都压在他肩上，读书学艺只能偷闲，十分刻苦。他父亲是个，民间艺术家，因性情孤傲，终年只在远近教书，有时离家谋生达三年之久，父亲年老了，邓石如就接替父业，奔走四方，卖艺为生，以负担全家八、九人的生活。后来寄居南京梅之家，遍览梅家所藏的古籍、金石文字，又访问各地收藏家，终于在书法上成为清代第一篆隶名家，并把书法功力融之于铁笔，成为有很大影响的篆刻大家。

带了南瓜师父

清朝乾隆年间的一个夏天，一个风尘仆仆的年背着两个大南瓜，来杭州拜金石名家丁敬为师，这件事在城里传开了。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成为浙派篆刻名手的张燕昌，他的一片真诚终于感动了年过六十的丁敬，因此破例收下了这个学生，给予悉心指授。张燕昌家境贫穷，他的家乡浙江海盐，一无名师，二缺资料，但他天资聪敏，自幼刻苦读书，能是记千言。以后曾不畏艰险，渡海去宁波观摹“石鼓文”拓本，回家朝夕苦练，把自己的书斋也取名为“石鼓亭”，还搜集了几百种金石资料，写成《金石契》一书。

多灾多难的青少年时代

少年时代的吴昌硕在父亲的熏陶下，虽然想在艺术上施展才华，但动乱的晚清社会并没有给这位天才提供好机会。十七岁那年，兵荒马乱加上天灾，吴昌硕的空家乡遭受灾荒，全家在逃荒中失散了。吴昌硕父子流落到安徽、湖北，有三年没有吃过米饭，只能以树皮草根为食。直到他二十一岁那年夏天，父子俩才回到了阔加近五年的家乡鄣吴村、这才知道祖母、母亲以及夫人章氏都已亡故，哥哥也因贫病交加在动乱中死去了。但性格倔强的吴昌硕并没有在巨大的悲痛中消沉下去，他发愤学习，第二年参加县里乡试，第三年即二十三多岁时，他对书法篆刻及金石之学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开始了艰苦的艺术探索。

明月前身

吴昌硕十九岁那年，妻子章夫人在战乱中逝世了，他承受着巨大的悲哀，十年后才与归安菱湖镇施氏夫人结了婚。他是一个重情义的人，对前妻的怀念之情始终难以磨灭。四十一岁那年，他在苏州寓所梦见了分别了二十多年的妻子，曾有《感梦》一诗记之。又是二十五年过去了，吴昌硕已经是六十六岁的老人了，1909年章夫人再一次与他相会于梦境，带着对亡妻深深的悼念，吴昌硕刻下了“明月前身”一印，并在印侧造章夫人背影像，款文曰：“元配章夫人梦中示形，刻此作造像观，老岳记”。

“一月安东令”

吴昌硕醉心于钻研与书法、篆刻有关的文字学，却对当时一般人视为“敲门砖”的八股文毫无兴趣。二十二岁时，在县里学官的迫促下才勉强去应了一次考试，中了个秀才后就决心不再赶考。到了五十三岁那年，曾被人荐为江苏安东县令，因为不会逢迎上司，更不会欺压百姓，只任胜一月便毅然辞官，专心致志从事艺术上的深造。为此，他三次刻过“一月安东令”，这与郑板桥的“七品官耳”、赵之谦的“为五斗米折腰”一样，都是用以发泄胸中郁勃之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