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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精神的一种范式:金石精神

2010-08-02 10:39
来源: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网 作者:王琪森
篆刻家,在更高层次上又称金石家。因篆刻使用的文字,大都是青铜钟鼎彝器上的文字(称金文)及石刻碑碣上的文字,故明代印学大家朱简在《印经》中指出:“碑鼓所遗,鼎彝所识,惟金石是则。爰契以蕃,分隶代兴,惟金石是证,作渊源。”

篆刻家,在更高层次上又称金石家。因篆刻使用的文字,大都是青铜钟鼎彝器上的文字(称金文)及石刻碑碣上的文字,故明代印学大家朱简在《印经》中指出:“碑鼓所遗,鼎彝所识,惟金石是则。爰契以蕃,分隶代兴,惟金石是证,作渊源。”即篆刻最初使用的是金石文字,金石成为篆刻的别称或称谓,尔后在发展历程中又演变为一种金石精神。同时,亦内蕴着无坚不摧、砥砺意志的指向,最著名的就是《苟子·劝学》中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金石与刀构成了天人合一、物我相应,打造了中国特有的民族精神的一种范式:金石精神。由此使我想起菊花与刀所构成的日本民族的武士道精神。但金石精神与武士道精神有着本质的区别,属于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从中使我们解读到金石精神与民族精神的一种同质化的内涵与对应性的外延。
 
由此想到,任何一种艺术样式或是文化图式,也许都没有像篆刻印章这样直观展现和尊贵体现人生的物化形态与精神形态。一方名章,就是一个生命个体的印证。一方闲章,就是一种精神理念的彰显。长期来,我总感到在篆刻印章的方寸之间凸显了我们民族远古遗存的图腾崇拜和流传有绪的人格确认,从而使我追踪寻觅篆刻艺术深层结构中的本体属性和内涵要义。也正是通过金石精神这个印学原点聚焦,使我真正触摸或是发现:篆刻印章本体中蕴含着一种古老丰裕而恒久弥新的意识形态,即篆刻艺术意识形态。
 
一、篆刻艺术意识形态的历史渊源与特性确认
 
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对于世界、社会及相关事物的系统看法和见解,具有很强的认识意义和操作效应。而篆刻艺术意识形态正涵盖了对古代印、流派印及当代印等系列性的解读和本源性的探索。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忽略不计或是根本没有想到运用意识形态来对篆刻艺术进行研究,从而在相当程度及相关领域内,影响了篆刻艺术创作与理论的提升。
 
篆刻艺术起源于社会契约,《周礼·掌节条》中有“货贿用玺节”之说,即在商业贸易中用“玺”印作信用凭证。《后汉书·祭祀志》中也说:“印玺以检奸萌。”而在过去一直被批判为封建迷信而不屑一顾的印章起源说:“黄帝时,黄龙负图,中有玺者。”(《春秋运斗枢》)更是从神话的语境中传导了君权神授的庙堂之说。篆刻印章,竟是皇权的佐证,天子的信物,维系着封建统治的最高权柄。
 
正是在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基础上,篆刻印章应运而生并作用于社会。可见其是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上产生,并归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这也就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从春秋战国古代印到明清流派印的发展演变,篆刻艺术的意识形态趋于成熟、完善。朱简在《印经》中曾指出:“自三桥(文彭)而下,无不人人斯、籀,字字秦、汉,猗与盛哉!”从元至明及清,文人篆刻已成为一种社会化的文化行为和群体化的从艺景观,构成了他们精神家园中的人文程式。从关汉卿、赵孟頫、文彭、何震、八大山人、金农、邓石如、丁敬、陈鸿寿、郑板桥、赵之谦、王国维、吴昌硕、李叔同、齐白石等通过石上耕耘来倾诉他们的人生情感,在方寸印面,寥寥数字中蕴藉着丰富多元的涵义,具有含蓄的语境或诗化的意蕴。也就是说篆刻早已超越了最初实用的层面,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表现着思想理念、审美追求、人文境界、禀性气质等。
 
作为一种理论研究的范畴和学术探讨的指向,篆刻艺术意识形态的确立和展示,使篆刻艺术具备了二个特性,本质特性:金石精神。表现特性:刀笔造型。由此而形成了篆刻艺术的审美坐标和价值系统。因此,篆刻又称“治印”,一个“治”可见其文化含量与精神元素。《周易·系辞上》就十分辩证地指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金石精神就构成其“道”,而刀笔造型则形成其“器”。所以,篆刻又称“印道”,就如书法称“书道”一样,而其要义就是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老子·一章》)而当我们对当代篆刻进行艺术审视、创作评述或走向分析时,恰恰没有从篆刻艺术意识形态这个层面切入,既没有形而上,也没有形而下。忽略了二个特性的重要意义和核心作用,从而造成了审美的迷惘和创作的茫然。
 
二、篆刻艺术意识形态的金石内核与精神意蕴
 
篆刻中的笔法、章法是用笔书写结构,这是平面效果的。而用刀锲刻雕琢后,就使印文线条凸显了出来,产生了立体效果,亦即产生了“金石气”与“金石韵”。因此,金石精神的内核是精神与理念的融贯,“精诚所加,金石为开。”(《后汉书·广陵思王荆传》)金石精神所体现的执着与理智、坚韧与高蹈,正是篆刻艺术意识形态中人的知识、信仰与思想的代偿与互补。代表着相应的尊贵性与图式性。在文人知识阶层,篆刻家高规格化地称为“金石家”,即在民间草根的刻字艺人,也不像木匠、铁匠、泥水匠那样叫“匠”,而是以“刻字先生”称呼。由此可见,篆刻艺术意识形态中的金石精神,不仅是一种技艺诉求,亦是一种精神诉求,在更高层次上亦体现了汉文化圈中的民族精神和人文理念。无论是儒家的人世精神,还是道家的出世精神,篆刻艺术均能包孕,从而对人生有一种无可替代的修炼作用。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作用下,富有审美觉悟的黄宾虹老人特别强调:“一印虽微,可与寻丈摩崖,千重器同其精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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