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大画家及其作品，都是立足于“国学体系”之上的。为说明这个问题，先父（李苦禅）很早就讲过：“只画画是小道。因为比画高的是书法艺术；书法之上有诗、词、歌、赋、曲；这文学之上有古典的‘无絃之琴’‘无声之乐’；再上则是古典哲理：老、庄、禅、易、儒。如欲使自己的画高，必须有画之上诸层的修养——以高度的哲理来统领其下共生的艺术，才有可能高。”为此，他常举宋代苏东坡为范例，他说“东坡是个了不起的全才”！东坡所涉诸方面交互一体，相得益彰。其才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先父还以明代徐渭为例，讲他兼军事谋略家、剧作家、诗人、书法家、大写意宗师与“丹经之祖”的《周易参同契》研究家于一身。进而他又以他自己在20年代于北京组织“中西合璧”的“吼虹画社”为例，谈到中国书画家要像林风眠、徐悲鸿与弘一法师那样，兼有“国学”与“西学”之修养，并需了解民间艺术的气息，较古人更多一筹。

从宏观来看，曾经站在“分科而学”的立场上奋进过来的西方科学家们，已从“边缘科学”的自然产生，看到了今后“交融科学”的必然前景。从而对中国古来的“整体观念”滋生了崭新的认识与研究，在不久前召开的“周易国际学术讨论大会”上，我从与国外及台湾学者的交谈中，更加深了这种“返照”印象。

现在对“中国画”进行体系性的研究已具备了空前良好的时代条件与群众基础。在这种乐观形势下，我们有信心：明确什么是真正的“中国画”，什么是真正的“新中国画”与什么样的才是“与群众共欣赏的中国画”。

（责任编辑：碎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