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在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旺盛的创造力，追究这个创造力背后最直接的文化根源，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在《易传》中所曾提倡的刚健有力、日新盛德、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支撑过多少人的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在这个自我实现的人生旅途中，不知要跨越多少苦涩与快乐并存的门槛，理想实现谁不渴望，但事与愿违，随时可能。一入魔道，终身苦海，从艺者对此应有忧患意识，并具备不断进取的人生态度，才有可能逾越各种障碍。在书道上，各人进取听任所便，但防患未然，戒卑、戒躁、戒俗、戒贪务须一一应对。

历史上多少志人高士终其一生坚持真理，坚信自己，不折不挠，不竭进取的恢宏气概教人为之动容不已。一个书法家如果能够移用这种进取精神烛照自己艺术发展，就不会患得患失，而是大道直行。当然对于任何一位从艺者，即便是奇才，都无法确定自己能做到独一无二，可是勾画起自我蓝图，不但可以，而且必要，要确立自信，祛去自卑。也许所勾画的蓝图，是个梦，但心中升起了太阳，充满活力，上下求索，义无反顾。很难想象，从艺者一举手，一投足，顾望四惑，心情怖畏，究竟会做些什么。戒卑，则应该勇敢面对，志存高远，“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惊世俗，浑是胆，敢与造化争纤毫。

唐太宗曾说“心神不正，字则欹斜，志气不和，书必颠覆”，还说“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无论研习，还是创作，应当心静气舒，古人“书无百日工”的经验总结，讲的是研修书法的长期性，殊难短平快，实在是急躁不得。戒卑乃敢于塑造自己，但探究书法三昧欲速不达，要不断修养，应当戒躁。前人云“书是君子之艺。”君子自信，但不自以为是，五岳之外，别有他山，向内开掘，向外求知，见贤思齐，锲而不舍。书法若一味囿于小技，必陷于泥沼难以自拔，“胸中原有云烟气，浑洒全无八法工”，刘熙载评王羲之书法“力屈万夫，韵高千古”，的确，右军的质朴与文采，劲健与婀娜，雄伟与妩媚，法则与自由，对立与和谐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书法体系，既宁静高雅又潇洒风流，那字里行间殊难找到一丝“躁”的气味。当代书坛，虽不乏急功近利现象，但苦行僧有之，探险者有之，对此已有许多人士开始平矜释躁，静心思考，调整步伐。

在文艺发展史上，雅与俗天生一对，既偕行又较劲，象书卷气与书本气，象书生气与江湖气。关于书法雅俗话题由来已久，对之讨论，虽不免见仁见智，难以说清，但又不能不说。米芾说颜楷“入俗”，刘熙载则认为“变法出古意”，他们从不同层面阐释得出不同判断，但我们若从颜鲁公一生所形成书法系统作比较，就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发现。就其楷书而言，早年《多宝塔》偏俗，而晚年《麻姑仙坛记》不无高古，《勤礼碑》显以妩媚，《颜家庙碑》则见静穆，鲁公晚年楷书较之早年，依然有其妩媚一面，但超迈独特面目形成，摒去了原先“俗面孔”，有雅的转化，仅以这三种晚年碑记观之，则又具有雅俗比较的层面，相较之下《麻姑山仙坛记》益觉高古。无怪，康有为评曰：“鲁公诸碑，当此为第一也。”《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将之当作字典式看待，诚为可贵，但以书法作品赏析，却只是怀仁和尚集字而已。“集字”较之右军其他传世摹本，虽仿佛亦“字字珠玉”，但其过犹不及之处，却偏偏失却了右军特有的雅意。审视后世奉怀仁集字为楷模而朝夕摩挲者存在不少误区，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从受众角度审视，初观好看而不耐看者，俗气居多，相反能独迈突兀，不无雅致存。姜白石说“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诗便不俗，”书法何尝不是这样。不少时候，俗与雅往往只一步之遥，互相转化亦不鲜见，怎样认定与适从，各有思量，难以强求，但不能不明白雅与俗的倾向性。在书道上，扫除繁芜，绝去庸俗，当是共同愿望。倘若具有超越自我之意识，能高标准，高起点并以精见长，当脱胎换骨，发见风雅。

游憩流连书法可以抒怀、寄情与言志，波磔萦带，形成一种无限而深微的境界，有内心精神世界情感的回荡，有哲理的思考，愈是深入，愈是用心，愈会感觉因之而带来的温暖与慰藉，既非朝发夕至，也不一帆风顺，乃水到渠成，来不得半点贪图与强求。要有一点苦行僧精神，安贫乐道，要不，许多美好会擦肩而过，因为那激发感兴而龙飞凤舞处，来自于清澈心灵的漫游与碰撞，伸楮授翰，宛然抚琴扣弦，静心弹奏，心声的流露，情性的写照，在这颇为自我体达却恰恰需要一个忘我的艰辛历程，是不胜其欲，还是不胜其心？书法艺术指归是表现自己，但要臻入这个脱化境界，却恰恰要有一个发现自己的历程，没有发现，哪来表现？书坛有各式各样自我表现的喧闹，其实好多是不知道自己适合于何种角色，就匆匆粉墨登场。是天才，更应该珍惜老天赋予，行百里半九十，志于道，游于艺，要戒贪，非人磨墨墨磨人，“敖（傲）不可长，欲不可从（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有所追求，有所淡泊，才有可能真正发现自己，通过书法展现健全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