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州寒食帖》的书法艺术语言运用得炉火纯青、恰到好处。凝重与流动、豪放与平和，有机地融为一体。如果我们再把作者所表达的心境和书法综合起来观看，一幅日暮途穷，“断肠人在天涯”的场景会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读着这样的文字，一股悲凉之气，充塞胸襟。在手稿的结尾作者并没有落上自己的名款，仅“右黄州寒食二首”便草草结束了。这在苏轼传世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可以揣测苏轼的心情，在这个暮春季节，面对连绵不断的淫雨，外面到处是一片泥泞，一片萧瑟，书家病后初愈，面对空灶湿柴，冷清之极，遥望家乡，云路隔断。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希望，此情此景，令人不忍卒读。

　　苏轼作为宋代书坛“尚意”书风的开山之人，终其一生推崇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他推崇二王书法的“绚烂至极，复归平淡”，王羲之那种不激不励、平淡深邃的书法风格是苏轼心中的最高典范。而苏轼对唐代书法整体上评价并不高，认为唐人一味追求形式，缺乏新意。“尚意”书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对于唐代“尚法”书风都是一种背叛或者说挑战。但是在他需要明确指出一个他心目中最好的书法家时，苏轼却偏偏没有提及书圣王羲之、也没有提王献之。而是出人意料地把这个惟一的选择献给了唐代的颜真卿。在唐代书家中，苏轼惟对颜真卿情有独钟。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总体评价时，他说：“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他认为杜甫的诗、韩愈的文、颜真卿的书法、吴道子的绘画至善至美，能达到他们的程度，天下所有之能事，就可以到此为止了。

　　那么，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刻书圣王羲之却没有进入苏轼的法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