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宋代书法的影响

　　苏轼的书法思想对北宋书坛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最为显见的例证是他对黄庭坚和米芾这两位后来与其并列“宋四家”的书法大家的指导。黄庭坚与苏轼相聚于元佑初年，其间黄氏所书《钟离跋尾》云:“少时喜作草书，初不师承古人，但管中窥豹，稍稍推类为之，方事急时，便以意成，久之或不自识也。比来更自知，所作韵俗。”他的这种自醒正得益于苏轼的点拨。黄庭坚《跋草书》云:“草书只要有笔，霍去病所谓不至学古兵法者为过之。”曹宝麟教授曾指出，此句中“过”字很可能为“得”字之讹。因而苏轼针对黄挺坚的说法，于同卷再跋云:

　　去病穿城踏鞠，此正不学古兵法之过也。学即不是，不学亦不可。

　　大约，黄挺坚认为不学古法是对的，而苏轼则纠正了黄庭坚的观点，指出学习古法也很重要。二人借喻之事见于《汉书·霍去病传》:“去病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往。上尝欲教之吴孙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城踏鞠也，事多此类。”苏轼指出，霍去病在士兵乏粮的恶劣情况下，还令他们挖开城墙以开辟踢球场，就是由于他不学习古兵法才导致的过失。正在苏轼的影响下，黄庭坚意识到了学习古法对于书法创新的重要性，他后来回忆说:“钱穆父、苏子瞻皆病予草书多俗笔。盖予少时学周膳部书，初不自痞，以故久不作草。数年来犹觉渝拔尘埃气未尽，故不欲为人书。”可见黄庭坚草书师法古人直接得自于苏轼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对于他日后取得书法的成就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关于苏轼对米芾书法的影响，曹宝麟教授曾进行过细致的研究，他在《米芾与苏黄蔡三家交游考略》一文中说，元丰五年米芾过黄州首次拜访苏轼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指出:“这一次历史性的会见，对米芾来说，无疑是影响一生名业的大事。据温革透露:‘米元章元丰中渴东坡于黄冈，承其余论，始专治晋人，其书大进。’因之我们知道米带《自叙》所谓‘遂并看法帖，入魏晋平淡’，乃是听从了东坡的忠告的易辙之举。这在元章的翰墨生涯中可谓是关键性的一着。”

　　代表宋代书法最高水准的“宋四家”中，除了一位至今尚存争议的前辈书家蔡襄而外，皆出于苏轼之门，这当然是苏轼书法思想在宋代书法发展中的巨大影响最有说服力的例证。事实上，除了黄庭坚、米芾这两位后来被列入“宋四家”的“尚意”书法主将而外，苏门文人擅长书法的尤多。释惠洪《跋公衰帖》云:

　　予观公衷行草，既跋三学士帖。秦少游、张文潜、晃无咎，元佑间俱在馆中，与黄鲁直居四学士。而东坡方为翰林。一时文物之盛，自汉唐已来未有也。

　　且感叹:“呜呼!世间宁复有此等人物耶!”元佑时期，苏轼主盟文坛，这一时期不但是宋代文学发展的高峰期，也是宋代书法的繁荣期。这与苏轼在文人中的巨大影响是分不开的。苏轼的书法理论与创作引领宋朝一代“尚意”书风，非但黄庭坚、米芾的书法直接获益于苏轼的指导，大凡苏门士人也都在书法方面接受了苏轼的影响，如苏轼《跋秦少游书》曾言:“少游近日草书，便有东晋风味，作诗增奇丽。乃知此人不可使闲，遂兼有百技矣。技进而道不进，则不可，少游乃技道两进也。”在《跋沈辽、米芾书》中，苏轼又说:“近日米芾行书、王巩小草，亦颇有高韵，虽不逮古人，然亦必有传于世也。”李之仪《跋苏黄众贤帖》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