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抵苏氏诸子，源同派异，种种皆有过人处。……少游自以书名，行笔有秀气;无咎骏骏，欲度骅骝，要亦不凡;春达特立不群，遂能名家。

　　苏轼门人中在当时颇有书名者不胜枚举，不只李之仪提到秦观(1049一1100)等人的书法在当时颇有名声，包括李之仪本人在书法上的造诣也是很深的，今存有《别纸帖》，笔意与苏轼也大略近似。宋代的“尚意”书风以苏、黄、米为代表，苏门士人也多在书法上有较高的造诣，这一情况当然足以说明苏轼对宋代书坛的巨大影响。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宋代的“尚意”书家虽然都秉承了苏轼关于书法的主要思想和基本观点，但是，苏门文人，除王巩、赵令畴等部分人外，他们的书法亦各有特色，并非都是亦步亦趋的学习苏轼的书迹。诚如元代赵孟頫(1254一1322)在《论宋十一家书》中所说:

　　东坡书，如老熊当道，百兽畏伏。黄门书视伯氏，不无小愧邪?

　　秦少游书，如水边游女，顾影自媚。

　　黄太史书，如高人胜士，望之令人敬叹。

　　米老书，如游龙跃渊，骏马得御，矫然拔秀，诚不可攀也。

　　接受了苏轼影响的人，书法亦各有特色，自成一家。这对我们考察苏轼书法思想的影响很重要，因为它恰恰充分地说明了苏轼宋代书法发展的巨大影响，不但表现为其书迹为人争相效仿，更表现为其书法思想本身具有巨大的号召力。这种巨大的号召力当然不局限于对苏门文人的直接影响，同时也对整个社会具有非同寻常的广泛的影响力。

　　与其他的书法家或书法理论家相比，苏轼对书法发展的影响是具有独特性的。苏轼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位令人敬佩、仰慕的人物，他在整个宋代都是最有魅力的。上至皇帝太后，朝廷大员，下至骚人墨客，歌儿舞女，田夫野老，无不对之倾倒。甚至连他的政敌王安石也赞叹道:“不知更有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因此，苏轼书法思想对书法发展的影响与其为人是联系在一起的，带有明显的综合性特征。苏轼的得意门生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

　　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

　　秦观的这段话把苏轼的为人之道概括为性命、器识、文章三个层面。所谓“性命自得”就是《易》所说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意思是能够深刻领悟“道”，并自觉按“道”来行事。“性命之学”也就是“道学”，即现在说的哲学。秦观的这段话意在强调苏轼的政事、文学及人生的全部活动基础于对“道”深刻领悟，有他自己的哲学。宋代士人崇尚“道学”，以“道”作为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从政则“以道事君”，为文则“以文载道”。在秦观看来，苏轼首先是思想家，其次是政治家，再次才是文学家。至于苏轼对书法思想认识当然也表现了苏轼的为人之“道”。在“宋四家”中，米芾大约是把自己的书法看得最重的人，而且他与苏轼的交往也主要在书法方面。那么，他从苏轼身上学到的仅仅是书法吗?显然不是。米芾在他所作的《苏东坡挽词五首》其三中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