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先生数书稽(康)叔夜《养生论》，忧患之余，有意于道，言如此。它日又曰:“长生未能学，且学长不死?”洪觉范妙喜禅师谓其“多生般若种子深固，又进于所谓养生者，要以忠孝文章节义如公，升天成佛俱是探囊取物。”其八识田中，自具两家种子，循业发现，不学而能也。因书此论及之。

　　苏轼在《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中曾说过:“以无所得故而得”，上至如来圣人，下至百工贱技，“未有不同者也”。“以是为技，则技疑神，以是为道，则道疑圣。古之人与人皆学，而独至于是，其必有道矣。”不是以一种急功近利的态度为学书法而学书法，而是在心性道德、学养、眼力全面发展的前提下，在持续不断的书法实践中，在不停吸地收前人的书写经验的同时，探索适合表现自己性情的书体形式，这正是苏轼要告诉人们的，也正是董其昌从苏轼那里得到的最基本的东西。他深有感触地说:

　　“诗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烂漫是吾师”，东坡先生语也。宜其名高一世!

　　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还反复强调苏轼的人格精神在书法中的重要性。比如他说:

　　“独立不惧，惟司马君实与吾兄弟耳”，东坡之不容于荆公也。“昔之君子惟舒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吾不能随耳”，东坡之不容于温公也。具此两截，成一完人。兵再鼓而气不衰，金百炼而色益莹，盖东坡笔错之利，自竺典中来，襟宇之超得了！

　　东坡在海外，至不容傲，僧寮以居，而与子过，自缚屋三间，仅庇眠食，尝行吟草田间，有老抠向之曰:“内翰一场富贵却都消也?”东坡然其言。

　　海外归至阳羡，买宅又以还券不果，盖终其世无一椽。视今之士大夫何如邪?乐志论固，隐沦语然，开口便云良田广宅，去东坡远矣！

　　东坡先生居黄，自谓多难畏事，时犹禁其诗耳，后复并其书禁之，故宣和进御书画，凡有苏、黄题跋者，皆割去。靖康之变，御府所藏尽为金人荤之而北。而先生墨迹流落人间者，居然独完，谁谓善类竟可磨灭耶！

　　由此可见，苏轼书法思想的影响也是综合性的、多方面的。

　　元代的赵孟頫、晚明的董其昌，都是中国古代书法史上卓有成就的书法大家，他们的书法不但是元、明两代书法发展水平的高标，而且对清代书法的影响极大。学董、学赵之风盛行于清代前期书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代中后期“碑学”书法的兴起。因此，苏轼书法思想对清代书法的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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