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作饰纹，突出釉色，是钧瓷扬其所长的装饰特色，而釉色美则是钧瓷艺术最引人注目、摄人心魂的魅力。在历史上，钧窑取得显著成就是多色釉的创造，它突破了古典青瓷单一青色的格局。一贯千年，传统钧瓷始终以发幽入微的釉色为瓷艺正宗，以至钧瓷色釉品目有如银河星光，纷繁而灿烂。举凡钧瓷釉色，仅红色釉就有胭脂红、朱砂红、海棠红、鸡血红、玫瑰红、宝石红、牡丹红、桃花红、火焰红、柿叶红等。基于铜还原之“窑变”而产生的这些红系釉色，为崇尚自然的中国审美眼界，打开了一个洋溢自然意象、充满诗意兴味的美妙境界。那些如景如画的釉色，仿佛沉暮霞飞，长虹饮练，落英坠花，寒鸦归林，让文人骚客们感怀不尽、兴味无穷。古人一句“夕阳紫翠忽成岚”的诗吟，把钧瓷釉色的自然灵气和天成之美描绘得惟妙惟肖。

钧瓷的釉色美，美入肌骨。而所以美入肌骨，在于其色釉自有其质地的特殊。据现代陶瓷工艺学的解释，钧瓷色釉由于釉中磷酸的化学作用，釉色呈乳浊状态，隐露细微的棕眼和气泡，以至产生失透效果。这种自然的失透效果，使釉色不仅绚丽瑰丽，而且具有玉质般荧光微敛，含蓄沉凝的浑厚圆润之美。若玉之美，一直是中国古典瓷艺的高尚追求，钧瓷艺术的精微大义，也在这份追求中。故乾隆皇帝曾赋诗以赞：“钧窑瓶宋修内司，黛质冰纹润如玉”；“润玛瑙釉，象泯烟火气。”（《御制诗》四卷）

画家范曾由钧瓷的釉色美，感悟到“白玉为魂妖不艳”，这是很有见地的。然而，钧瓷釉色之所以“妖不艳”，除“失透”造成的玉润质感外，还得益于另一个特殊的质地因素，即显发于釉面的“纹之美”。由于瓷釉收缩系数略大于瓷胎收缩系数，相应形成的张力导致釉面出现细微的裂纹。这些裂纹或参差或均匀地布满釉面，其姿态颇似自然生命运动的流迹以至让人生出无穷的审美比赋和联想。所谓鱼子纹、珍珠点、冰片纹、蟹爪纹、袈裟片、孔雀衣、兔缕、蚯蚓走泥纹以及春韵紫藤、春风化雨一类的裂纹名目，都是由纹理的感性特征而触发的自然意象和人文诗意。从形式美的规律来看，天成的裂纹在光滑的釉面上构成一种线的变化和质的对比，使釉色和釉质交相辉映，境界迭出。

钧瓷形、色、质之美，无雕无饰，既淳又朴，美得大方坦荡，沁人心脾。《庄子·知北游》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如天宫神来，灵气汇聚的钧瓷之美，正可谓“不言”的天地之“大美”。从工艺上说，如此“大美”的造物之功，在于最让禹县窑工自豪和骄傲的“窑变”。所谓“窑变”是釉子因火焰不同性质的变化，自然形成的变幻万千、奇丽绚烂的釉色效果。当地俗话“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说的就是钧瓷烧制上的“窑变”。由于这种变化很难预料，具有很强的偶然性所以钧瓷烧造上素有“十窑九不成”之说，人们也因此说：“钧瓷无对，窑变无双”，“黄金有价，钧无价。”难以预料的偶然性，提高了工艺烧造的难度和钧器的身价，同时也增进了艺术创造的热情和审美欣赏的趣味。

然而，偶然的“窑变”不是归根结底的原因，参天地化育的“人力”才是创造力的主体。举目所及，那万千的钧瓷艺术杰作，哪一件不是实实在在地凝聚了禹县窑工实践经验和智慧。事实上，一件钧器的诞生，要经过复杂而细致的工艺程序和制作过程，正如古人所云：“共计一件胚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细微节目尚不能尽也。”从陶泥练泥，到砖泥成形，再到控火烧成，这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窑工对泥料、工技、气氛和火候的深刻领悟和娴熟把握。“钧瓷窑变，贵在烧成”。如果没有对釉料中“铜”性的认识，如果没有对烧制中窑内“还原气氛”之火候性质的认识，“窑变”终归不会发生，终归不会向理想的方面去促成窑器的变化。这些认识便是禹县窑工把握偶然的必要，也正是这些认识，使禹县窑工把钧瓷推到中国瓷艺的巅峰，使之成为人类瓷艺的高尚楷模。“窑变”神来般的辉煌和奇丽，是寄寓必然性的偶然。

如果说，“窑变”以“一把火”实现了自然灵气功的凝聚，那么，更应该说，窑工以“一片心”调度了自身灵气的凝聚。在天地之间，自然的灵气和人的灵气交融于“窑变”，集结于窑器，大化于美轮美奂的瓷形、瓷色、瓷质。

钧瓷美的根源在此，钧瓷的根源之美也在此！

（责任编辑：绮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