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亭》中反映出来的这一主旨，是与汤显祖生活的时代（十六世纪）密切相关的。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中后期，其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已缓慢地萌发出了某些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因素，市民阶层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开始在社会上发生相当的影响。传统的程朱理学，已难以象原来那样起到维系人心、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有效作用。于是，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股怀疑程朱理学绝对权威的思潮，并进而对程朱理学以理制情的理论发出了某种抗议和批判。王阳明心学理论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王阳明宣称：“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他并且公开承认，他的理论中有与朱熹“不得已而与之抵牾”之处，那是因为“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也不见也”，所以他不“敢自欺其心”。五阳明的这些言论，究其本意并不一定是要否定朱熹，更不是要否定孔子，但在客观上动摇了当时处于正统地位的程朱理学的绝对权威，那也是毫无疑问的。阳明后学中不乏批判程朱理学的干将，就是明证。特别是其后泰州学派中的颜钧（山农）、罗汝芳（近溪）、李贽（卓吾）等人，对于程朱理学以“理”抑“情”的理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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