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时，一人伴奏，一人演唱，而伴奏的音乐与唱腔并不吻合，唱的和拉的不一样，似乎是两张皮，好像两个棚子互不相干，所以蛤蟆嗡别名“二棚子”。这种听似各自独立却又浑然不分的和声织体，在说唱、戏曲中都很罕见。

 

另外，艺人演唱以大本嗓(真声)为主，兼用二本嗓(假声)，唱腔提高后要变假声，尾音“咦”拉高就得变成二本腔。即便是唱了一二十年的李玲华也认为上扬的尾音“咦”不好唱。“晚上在空旷的农村，猛一听到很瘆人。”她说。

 

所以，正如张声所说：“这个东西不好传。拉不好拉，唱不好唱，没有师承，全靠自学。”

 

自学也得有能学的东西。据老艺人讲，蛤蟆嗡唱腔有九腔十八调，现仅存平腔、汉腔、哭腔、大板、八板儿、阴腔、二六、三六、句半、汉川等10种板式和曲牌，加上游场平板、浪板共12个调门。

 

“过去蛤蟆嗡演出很注意表演，加进身段及舞蹈，又唱又演，十分活泼，所以还叫地蹦子。”张声说。

 

蛤蟆嗡一度失传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它充斥着淫秽、荒诞的内容。据说比“十八摸”有过之而无不及。“旧社会里，蛤蟆嗡艺人都是挑油灯摆地摊唱，不入民宅。”张声说。所以旧内容舍去后，很多曲调没了唱词，以致剧团要演个小节目还行，全本蛤蟆嗡无从演起。

 

当然，南阳地区的表演团体也没闲着，创作了诸如《渠首情》、《春风化雨洒丹江》等新曲目，旧调新词，歌颂南水北调、赞美新生活。

 

 

蛤蟆嗡的历史一团迷雾，史志不载。前辈艺人的叙述五花八门。淅川已逝艺人周纪章、张老五、黄同杰等人讲，唐代就有唱蛤蟆嗡的，他们的演出社班所敬供的就是唐王。此说不可考，但从蛤蟆嗡的音乐结构属板腔体这一较高级的形式来看，其发展历史起码有300年左右。

 

据宋金春调查，淅川蛤蟆嗡主奏乐器的共鸣筒与重庆梁山灯戏的主弦“胖筒筒”相仿。川渝灯戏以唱为主，主要曲调为“胖筒筒”(因用一种名叫“胖筒筒”的大筒胡琴伴奏而得名)。明嘉靖年间(1522—1566)的《阆中县志》记载：“五月十五瘟祖会，演灯戏十日，每夜焚香如雾，火光不息，其所为灯山者，亦如上元时。”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苍溪县志》记载：“上元，放花灯，演灯戏，在郡邑城廓间筑台竞演，昼夜不分。”

 

除河南外，山西、山东、河北也有蛤蟆嗡。

 

山西蛤蟆嗡流行于夏县西山头村一带。清朝光绪初年，此地煤窑林立，陶瓷业发达，吸引了来自山东、河南、陕西等地的商人。每逢节日，商贩和当地人聚集在一起唱歌跳舞，“花鼓调”、“莲花调”、“扬高调”等南腔北调融合起来，混合当地方言，逐步形成了小剧种。胡琴手杨学根制成一种声如蛙鸣的伴奏乐器，剧种遂名“蛤蟆嗡”。清末民初，西山头村组成20多人的蛤蟆嗡戏班，演出剧目有《蓝桥会》、《小寡妇上坟》、《黄桂香哭墓》、《张古董借老婆》等。1941年日军侵犯中条山，戏班解散，艺人逃难，剧种失传。

 

山东蛤蟆嗡流行于冠县桑阿镇、贾镇、梁堂一带。其主奏乐器“二胡头”是用椿树根制成。椿树根木质松软，发音浑厚，嗡声嗡气，加上唱腔小过门中“so”、“do”两音反复出现，酷似雨后蛙鸣，所以当地人称为“蛤蟆嗡”。据老艺人邱东山介绍，蛤蟆嗡是由河北魏县、大名等地流行的落子传入山东后，在演出过程中逐步吸收河北梆子、四根弦的特长，并和当地语言相结合而形成的剧种。主要剧目有《柜中缘》、《赶三关》、《夜宿花亭》及连台本戏《刘公案》等30余个。

 

“曲周柳子腔”是河北曲周县独具特色的民间戏曲。清光绪年间，卖唱艺人吸收了冀南、鲁西、豫北民间小调的精华，结合戏剧曲牌，糅合当地方言，渐渐形成了一支独特的派别。最初以清唱为主，后来逐渐发展为化装表演、角色固定的小戏班，活动于庙会集日。该剧的音乐伴奏和唱腔特点像雨后蛙叫，因此被称为“蛤蟆嗡”。民国初年，更名为“柳子腔”。

 

那么，山西、山东、河北这三地的蛤蟆嗡和河南淅川蛤蟆嗡是什么关系？从地理位置上看，蛤蟆嗡的传播是不是明时兴于川、渝，清时盛于淅川，再流播于晋、冀、鲁呢？这还需后来者解答。

（责任编辑：国乐飘香）